达尔文在阅读了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89年发表的名著《人口论》以后，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他认为自然界的物种是按几何级数进行增值的（１、２、４、８……），具有巨大繁殖力，但存活下来的仅占极少数，说明动、植物界存在着十分剧烈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造成大量个体死亡，从而维持自然界种群数目的相对稳定。在这种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有利变异的结果，形成新种。由此，达尔文创立了“生存竞争”的理论并成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在自然界，无论是物种内部个体之间，还是各个不同的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确实存在着“生存竞争”问题，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但是，随着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的成果告诉人们：在自然界，任何物种或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既不存在脱离于生态系统的孤立物种和个体，也不存在脱离生物物种和个体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生物与生物、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生物的进化背景，因而某一物种的进化必然受到生态系统内其他生物及其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某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的进化表现为该物种与其他物种及其环境的协同进化。协同进化的结果是导致某一具体环境的生态系统内生物的最佳或较佳组合，以及生物与其环境的相对稳定关系。
1976年，德国学者哈肯创立了“协同论”，描述了系统进化过程中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行为，并指出这种协同行为是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协同进化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的“相生相克”理论，即一些生物的进化与另一些生物的进化相互之间关系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它们之间通过生存竞争，各自夺取资源，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通过协同作用，共同生存，节约资源，求得相互之间的生存平衡和持续发展。协同进化论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相比，在反映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进化方面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尤其在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人口问题、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如果再仅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来处理，已无法改善和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取得美好的结果。唯有运用协同进化论等理论，才能较正确处理好上述问题，为人类缔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