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来了，狼来了

　　早在2001年，德隆系在中国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被股市传为不败神话的时候，一位叫郎咸平的香港学者，通过研究德隆的公开资料，就做出惊人之语：“德隆的资金链迟早要出问题”，并警告说股民投在德隆里的钱是拿不回来的。不知是否为巧合，抑或郎先生的确有超越常人的先知先觉，3年过去，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隆果然于2004年应声而倒，留下无数的悬念给后人咀嚼。

　　于是，股民们惊叹：郎先生真神人也！一时郎监管的美名不胫而走。尔后，郎氏频频出现在媒体上，被称为“中小股民的代言人”，成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之一。2004年8月，郎咸平又将火力对准了中国另一家民营企业巨头格林柯尔，认为当家人顾雏军以“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7招，用9亿元的资金控制了136亿元优质资产，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这个结论一经媒体披露，格林柯尔股价连续多个交易日大跌，引得顾雏军大怒，遂向郎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律师信。对于顾雏军的警告，郎咸平并不接受，立即回应以“誓死捍卫学术尊严”。顾郎之争迅速上升为企业家和学者的一段公案，并由此引发了如何看待国退民进的全国性大讨论。

　　不仅是格林柯尔，国内另外几家企业巨头也受到了郎咸平的质疑，海尔的员工持股会，TCL的改革，都成为“郎监管”炮轰的对象。在郎咸平看来，TCL的改革和发展，最大的受益者是李东生，因为他在TCL22年，从一无所有变成了拥有身家12亿；而海尔的员工持股会，实际上也成了曲线MBO……

　　一时间，郎氏目光所及之处，必有大事发生，而郎咸平的头上也因此又多了几顶新的头衔：郎瘟神、流氓教授、经济学界的拉登……

　　警惕郎咸平

　　无论是德隆还是海尔、TCL、格林柯尔，甚至是郎咸平声称下一步要研究的清华紫光、三九集团、复星科技，都是或曾经是中国响当当的企业，都有着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资产。毫无疑问，在好企业其实还很少的当下中国，这些企业正是我们需要大力维护和褒扬的，它们的经验和教训都是这个变革时代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郎咸平的问题是，这些企业真的如此优秀吗？真的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优质资产吗？

　　先说德隆。这个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化接轨做得最好的企业，它率先探索并实践的产融模式，为中国民营企业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大鳄的入侵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其倡导并积极实践的产业整合模式正在成为中国众多企业效仿的蓝本。这样的企业，尽管它出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再说海尔，这个率先走出国门、为中国人争得无数荣誉的企业，靠着过硬的技术和一流的产品，终于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而张瑞敏的“激活休克鱼”理论也第一次将中国企业的案例带进了哈佛商学院的讲台。这样的企业，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再比如，TCL。在多年来的彩电大战中，整个行业被重新洗牌，2002年更是全行业亏损，而TCL却逆市上扬，成为行业内惟一赢利的两家企业之一。通过与法国家电巨头汤姆逊的合资，TCL再一次站到了竞争的领跑线上，而它的成功分拆上市更是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更广泛的金融平台。这样的企业，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甚至是格林柯尔，即使按照郎咸平“7板斧”的说法，也不能否认它借力打力、利用资本杠杆的放大作用做大企业的成功之处。一个在短短数年时间内，不断搭建融资平台，并迅速成长为总资产上百亿元的行业巨头，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

　　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对完美的企业也是不存在的。郎咸平把火力对准这些在业界声誉良好的企业，并将其固有的问题一一公开展示，这很容易给人们一种误导，认为所有的大企业、好企业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靠不住的。不仅如此，在郎先生看来，国有企业的主流都是好的，应该大力提倡和扶持，而民营企业都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很容易被误解、放大而且极其危险的结论，一旦公众和政府高层被其误导，中国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历史就会可怕地倒退！如此，中国企业危矣！中国经济危矣！中国社会危矣！

　　前事不远，后事之师。人们大概还没有忘记，2003年底到今年初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财富原罪论”风波。这场看似代表了弱势群体发言的争论，除了煽动起公众对富人的仇恨情绪之外，惟一的后果就是让本就步履艰难的民营企业更加雪上加霜。

　　郎氏的所谓“国进民退”论如果真的成为事实，无疑将再一次把中国民营企业推向火山口；而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质疑和彻底否定，也会可怕地为中国经济发展埋下出现向下拐点的隐忧。

　　因此，郎咸平便注定只能成为个案，而不能成为主流。我们必须警惕，更多的张咸平、李咸平们抱着一个也许并不坏的愿望，手持手术刀去对企业进行无情地解剖，但最后却“在奔向天堂的途中下了地狱”。

　　警惕没有郎咸平

　　其实，对上市公司的质疑，并非自郎咸平始。先有吴敬琏，而后有刘姝威。

　　当年，吴敬琏在股市大盘创出历史最高点而市场舆论一片欢呼的时候，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股市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于是引来一片唏嘘和反对之声。而刘姝威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蓝田股份存在严重的欺骗公众行为，于是大胆地加以揭露。结果蓝田股份当时的董事长冲进刘姝威的办公室指着她的鼻子一阵痛骂，而当地的法院竟然也以蓝田股份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内参作为立案依据。尽管蓝田股份的欺骗行为最后被证实，但刘姝威也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自此以后，我们便很少见到有学者对上市公司进行公开的分析和质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严重信息不对称，广大中小投资者很难了解公司的真实运作情况，做假账成了很多公司公开的秘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很难相信，他们对这些企业的研究只会得出积极的正面的结论而不会发现问题。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像郎咸平那样坚持把它公之于众。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产生腐败，而我们的众多企业正在或早已习惯了不被约束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方监督缺位便成为中国企业成长进程中的典型特征。

　　一个没有第三方话语权的时代是可怕的，更是悲哀的；一个习惯了迎合强势群体的社会是不正常的，更是危险的。在面对种种问题却习惯保持沉默的集体无意识之下，人们很容易就走到了道德和公平的底线。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微妙的时代，社会资源和财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重新分配。我们当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爱屋及乌，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因此，除了正常的法律监督环节以外，就必须要有一种来自第三方的独立监督力量。郎咸平的出现，正是呼应了这种需要；郎咸平现象的实质，正是泛媒体时代公众意识寻找法律和道德之外第三种喷发的产物。

　　郎咸平观点的对错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言所折射的象征意义。中国需要郎咸平，因为他不惮于说出自己观察到的真实(尽管他说出的未必就是真实)；中国需要郎咸平，更因为他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忧心忡忡(哪怕他给出的求解本身就是一种谬误)。就这一点而言，郎咸平又是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这正如伏尔泰说的那样，“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独立说话的权利，正是郎咸平现象的核心价值所在。(王福生)

　　《商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