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百年孤独安公子  整理人：百年孤独安公子  

实在太累人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哈哈哈哈:))))

早在六十年代，刘少奇检讨我们党在执行路线上的时候老是要犯忽左忽右的毛病，就譬如一个人走在一条胡同里，步履蹒跚老要撞墙，撞右墙的时候赶紧偏左，撞左墙的时候又赶紧偏右…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不再搞运动，但是，这忽左忽右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在过去的25年里，从姓“社”还是姓“资”的“主义”大讨论开始，到后来的“经济体制界定及其配比”研究，一直到今天更进一步的“国退民进”之争…我们似乎并没有完全从刘少奇同志的“撞墙论”中摆脱出来。这是否就是一种执政能力呢？
关于这MBO（管理层收购），2003年国资委就紧急叫停（大型国有企业管理层暂停收购）。但是，这块蛋糕实在太大、太诱惑人，对于郑俊怀这样一些“我即企业”的明星们是“你停我不停”，不然，又怎么会爆发出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是以国资委的权威何以还叫不停——至少是明停暗不停？二是这争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
一是“叫不停”也多少有它止不住的内在原因。
凡存在，也总有它存在的理由。改革开放的这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9.3%，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速的3倍，是发展中国家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目前，中国每天能创造出245亿人民币的财富，只用三天就能创造出1952年全年创造的财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突破了1万亿美元，我们的经济总量从原来的X位上升到现在的全球第六位，与1952年的679亿元比较，增加了100多倍。
盘子做得这么大，总该有“操盘手”们的一份贡献吧。但是，我们的那么些运作企业的“操盘手”却并未得到与他们的业绩相匹配的“嘉奖”。那么些从几万元起家，在不长的时间段里硬是整成几个亿、几十个亿的创业者们，不是刚到年令就身不由己地“光荣引退”，就是“黯然出局”——类似乐百氏的何伯权他们“主动辞职”时年方40来岁。这些成功为中国创造过财富、为老百姓创造过就业机会的能人，却和那些在任上一无作为的尸位素餐者拿同样的退休养老金！
这是为什么？此乃制度缺失、立法缺失。制度不仅立国，制度也应该立人。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说，“在通过宪法60年里，美国经济成为世界奇迹之一”。早在一百多年前曾任法国外长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曾指出，法制社会将美国与拉美国家区分开来、并进而拉大了它们之间在发展上的差距，尽管它们之间的自然环境相差无几。曾经因为发现和解释财产权和商业经营管理成本如何影响经济这一问题，而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奖的罗纳德•科斯，他在十年前就说过，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今天的现实证实科斯的奖金没有白拿，他的担心无疑是对的——我们的经济节节攀升，我们的法制却远远滞后。
立法立人。法，是一种规范、一种制度；法制不到位必然会引发动荡不安。还是那位戈登说的对，“因为人们通常会把他们的短期利益置于体制利益之上，最终结果要么是混乱，要么是富豪统治”。因此，在立法滞后制度缺损的情况下，那些“明星”中绝不会个个都甘心“寂寞”。从红塔的禇时建到伊利的郑俊怀，此起彼伏屡禁不止，这些个腐败看似“例外”，实则却是有某种必然。事实上，咱们还拿这MBO说事儿，那露馅儿的和那没露馅儿的，他们化公为私的套路几乎如出一辙。你不信？
报载，2004-10-29烟台市国资局与烟台裕华投资发展有线公司签订了《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以明显低于市值的3.88亿元的价格将张裕集团45%的股权转让给裕华公司。而这个受让方裕华公司是上一天10月28日方才成立的公司。出资人为46个自然人（张裕公司职工）和两家企业法人。而这两家企业法人又是谁？其中之一的烟台裕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与再上一天的10月27日。在裕华公司此次受让张裕集团45%国有产权所出的近3.88亿元资金总额中，裕盛公司和那46个自然人股东出资2.14亿元，是大头。明眼人立马可以看出，两家新公司的成立，正是专为收购张裕集团的国有股份。更为明目张胆的是，按10月25日张裕A200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每股净资产值为4.12元若按这个最新的净资产值计算，裕华公司应该支付40490.07万元。此外，就一般而言，优质资产的股权转让都有20%~30%的溢价。现在不仅没有溢价，还突破了底线。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依利公司，为了曲线MBO，他们早在1999年就有了以依利两名中层管理者名义注册的华世商贸有限公司，目的正是为了管理层持股。2002年，该公司由依利5名高管人员家属以个人出资形式增资。2004年，该公司转让给自然人。依利股份为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实施期权激励机制，然后用激励资金于2001年注册启元公司。截止目前，依利股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共获得国有期权奖励近500万股，均由启元持有。2003年7月，依利有了更大的动作，其时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将手中的2800万依利国有股份卖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金信信托，后者一跃而为依利大股东。但是，这家出资2.8亿元的买家，竟然不派一名董事、监事，它的老板是否仍然还是依利？如果不是因为今年六月闹腾“独董风波”，堡垒从里面开裂…它也会顺利过关,难道它和张裕的MBO存在本质上的区分么？这也正是郎咸平能够一路炮轰过来的根本原因。
立法立人。这应该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经过25年的演绎筛选，能够从搏击中存活下来且能坐大的企业正是百里挑一，它们的创始人实在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本可以继续当他们的明星、继续他们的宏伟目标，可是却在瞬间栽了。除了有他们个人的原因，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他们也普遍存在着人性的三大弱点：财产欲、权力欲和虚荣心。但是，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是制度缺失、机制错位、管理空洞的牺牲品。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陈久霖案就是一个典型，当他投机期货黑洞从几千万直至几个亿的美元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上级集团公司没有任何监管，甚至在问题即将曝光之前，将中航油15%的股份折价转让给蒙在鼓里的别的几家投资公司。据说派去的公司党委书记有两年时间，居然连陈久霖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巨亏5.5亿美元的陈固然可恶，而那只管坐等渔利的上峰、包括那不闻不问的党委书记难道就不该引咎自责吗？
立法在立人，而非只是为了管人、更非以治人为目的。从管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不可靠的。关键是社会机制。好的机制使坏人变好人，坏的机制使好人变坏人。
17-18世纪，英国政府将重罪犯人充军到澳洲去。当时，运送犯人走的是海路。起先他们是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给私营船主付费，情况却十分糟糕，黑心的船主拿到钱后，百般虐待犯人，克扣淡水食物，生病不给治疗，甚至将病重者抛入大海了事…最惨烈的一次，200号人上船，仅有一人在彼岸登陆。此类丑闻曝光后，朝野震动。后来，英政府制定了一个新办法，他们从新规定，按到达澳洲活着下船的犯人的人头付费。仅仅是调整了一下付钱的先后次序，情况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船主们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饮食有了保证，犯人稍有微恙便立即得到医治。撒旦们何以能立地成佛，前后判若两人，这是为什么？答案简单：人是利己的。调整一下运行的机制，便可救人于水火之中。适时调整机制 不仅拯救人的肉体 还可以拯救人的灵魂。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北美地区吃角子机的设计，对立法者应该颇有启示——不同的设计是为了克服人性的弱点。
同为吃角子机，为何有不同的设计？北美街边吃角子机的盖子可以掀起来，你照指示放进一定的角子后，顾客可从一叠报纸上抽取一份或多份；但吃角子饮料机放进一定角子后，只有一罐汽水从下面的缺口滚出来。为什么这两类吃角子机有不同的设计？为什么饮料公司不得不作较大投资，设计和制造出远较卖报机复杂的吃角子机？显然，托起一叠报纸来，没人会拿两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多拿并不产生“边际效应”。
咱们再来读两则小新闻，你会发现不同条件下，上海人有两付面孔。
2000年5.1节，浦东世纪大道上，上万盆鲜花在阳光下展出，整整一周，一盆不缺。于是大小媒体一致声称，上海人的文明素质一下子提高了。
可就在同一时间里，又发生了一桩没法让媒体“一致声称”的事。恰巧就在一致赞扬的那个时间段里，也是发生在浦东的新闻。一家餐厅突然断电20分钟，店堂里的上海食客纷纷乘机逃离，最后只剩一对外地母女是在灯亮后付费离开的。
据说，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在露天浴场做过一次饶有趣味的试验，故意安排不同的人溺水，然后观察有多少人去救他们。结果耐人寻味。在长达一年的试验中，当白发苍苍的老人“溺水”时，累计有20人进行了营救；当孩子“溺水”时，累计有32人进行了营救；而当妙龄女子“溺水”时，营救人员的数字上升到50人。这个试验证明人性具有自私的倾向。所以，社会的进步，其实也是机制的进步。
当然，制度的缺失机制的失当管理的空洞，并不能掩饰他们道德上的缺损，更不能开脱他们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擅自行动”、问题是在他们“擅自行动”之前他们是否已经得到了他们理应得到的那一份？当“郎旋风”惊呼国资流失振臂高呼之时，当大小媒体纷纷谴责主流经济学家患上“失语症”之时，仍然有人
站出来说话，张维迎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侵害私人财产，我们必须善待有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张强调“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只有分给私人经营者，才能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才会出现企业家市场，才会有信托责任。”
现在的事实是，我们还缺乏最起码的标准，当然也更谈不上“善待”了。今年12月6日，三水政府到健力宝召开“复产大会”，三年前被“双规”的李经纬令人吃惊地出现在“会场之后”。会后，坐在轮椅上的“李总”在会场门口向众人挥手。一名员工对记者说，当天会后的见面，场面上的情绪特别激动，“李经纬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经历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大家非常怀念李经玮的时代。而解除‘双规’，则是有关方面与其做的一个交易。”李的“复出”是不是“交易”，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它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依法行事的标准究竟在哪里？这种折腾——一收一放一左一右，对一个人、对一个企业、对一个国家，它又意味着什么？
二是这“郎顾之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
这第三拨的“郎顾之争”、即所谓的“利益之争”，看似新问题，其实，追根溯源，说到底仍然还是新形势之下的一个老问题，源头上仍然还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老问题，也仍然还是按简单的“两分法”原则划定的“大公”而“无私”这一类始终在困扰着中国人的老问题。“郎顾之争”，郎的核心论点在反对“国退民进”。尽管他的论点和改革开放之初“主社派”的观点相差无几，演绎开来，那办法也显得似是而非，即国家可以退出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不必退出市场——无需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
当国有资产每年以800~1000亿的速度流失、当社会贫富拉大——股民与股东、穷人与富人、百姓与官僚之间形成显著落差的时候，郎咸平的“振臂一呼”，确实有些“四方响应”之势。当然，“国退民进”的改革也许会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卡壳”，譬如说当前的MBO叫停，但是它的大趋势则不可逆转。
“郎旋风”质疑“国退民进”，直击TCL、海尔、格林柯尔这样一些明星企业，他的理由很直接、很简单、很干脆，他认为：“现在的国企经营绩效按照我的调研，看起来不比民营企业差，因此硬要把国营企业民营化，理论根据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认为是‘拍脑袋’式的决策。”（香港9月26日《亚洲周刊》）。倘若真的像他所说的国企经营得“不比民营企业差”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大改革、并且还仅仅只是开始。而且，咱们还可以肯定地说国企的产权改革不单是中国，而是全球许许多多国家正面临的一项绕不开的改革上的大课题。
而且，眼下咱们国家国有企业的运行状态，也并非像这位经济学家“调研”的结果那么乐观。有专家指出，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减轻政策性负担。现在城市人口至少50%在国企，我国工业的固定资产60%也在国企，银行贷款的70%给了国企，但是，国企的产出仅占我国工业产出的25%。尽管国企从1999-2001年，国企的总利润翻了一番，但是，在所有国有公司中仍有51%亏损。即便是进入500强的企业也并非那么强，咱们信手拈来个小例子。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入比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高35%，但它所雇用的员工却是对方的53倍！再来看看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民企，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调查，中国的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3，但它比整个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快一倍多，年增长达20%左右。
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竞争能力在最近的四年时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日益受到质疑，而这些无不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成正相关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远没有完成，国有比重依然偏高，大中型国企产权创新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的快速增长，如果仍然建立在“三高一低”的基础上的话，可以断言：我们以经走到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国企为主导的经济真正致命的危险是低效和资金浪费。就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运用效益大体上是1：1，亦即1元的投资最终产生1元的产能；而中国竟是1：7！吴敬链指出，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增量资本与增量产出之比）从1995以后一直趋于恶化，由90年代初期的两倍提升到最近5年的4-8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克鲁格曼断言，“投资效率低下，正是东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而当前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与金融危机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相当。
在一个转型中的国家问题多多，如果连搞经济的专家也不能从系统的观点全盘研究问题，那必然会扰乱视听莫衷一是让老百姓再多付点学费。追根溯源，还是传统的价值观在左右人们的视听。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何以无缘“工业革命”？何以在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化史专家兰德斯认为，“从根子上来说，中国长时间以来没有成熟的自由市场，并漠视私有产权，也没有专利权观念，因而扼杀了创新的动机。”
“国退民进”，乃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的必然选择。全球竞争——看哪国的政府“小得快”。世行行长沃尔芬森于199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自70年代以来小政府小得快的国家经济增长提升了3%，小政府小得慢的国家只提升了0.5%，两者差距为6倍。什么是“小政府”？一言以蔽之：政府的事民间办。这就是“国退民进”。搞股份制、发展私营经济正是“国退民进”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党的“16大“以来，把“保护私有财产”列入修宪的重要内容，但是，只讲“大公”漠视“私有”依旧是“两大转轨”——从小农经济向宏观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障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干事埃尔南多•索托在他的长时间的调研中发现，资本主义所以在发达国家成功、在发展中国家失败？关键在于释放“隐形财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不是因特网，也不是快餐连锁店，而是资本。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秘诀是采取新的政策，解放业已存在的隐形财富——钱能生钱。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党国家，在政策上倾向于“大公无私”，穷人拥有在法律管辖之外的房地产总值高达6.3万亿英磅。相当于1989年以来外国在这些国家直接投资的20倍，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贷款额的46倍，还相当于世界前20个最发达国家所有上市公司的总额。比如说，在秘鲁、埃及，个人财产10个人中有8个人在正规经济之外。埃及 法律管辖外财产总额相当于所有记录在案的投资总额（包括苏伊士运河、阿斯旺大坝）的55倍；海地则是150倍。至于我国，地下经济也令人触目惊心，据一般的估计，近几年（2000~2003）仅是外逃的金额即高达530亿美元。我觉得经济界的“旋风”应该把“地下”的旋转到“帐面上”来，那才是让老百姓生钱的事。
由于“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并没有解决好，我国在经济改革的重大举措上往往“似是而非”，其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比如说“中国股市”。为什么要称“中国股市”呢？这是为了区分我们不同于“资本主义股市”。其实，股市就是股市。中国的和外国的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它只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流动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一个产权交易的平台而已，本无所谓“姓资”“姓社”，更无所谓“姓公”“姓私”。但是，因为处处都得贴上“有中国特色的某某”标签，在全球100多个证券市场中，正像一些专家所说的，中国股市是唯一一个由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股市，是唯一一个大国系统中单一层次的孤立股市，唯一一个由政府行政部门控制股票发行上市的股市，也是唯一一个国营计划特色的股市。
这个由政府监管政策托市的股市，事实上，成了融资者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中国股市，有人把它比作“肉菜市场”，它“比传销比私彩”还要差。咱在这里不是要研究股市，而是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股市成了包括郎咸平质疑的那么些明星企业曲线MBO的“中转站”？在这个“中转站”里，他们把“白钱”——投资者的血汗钱洗成“黑钱”。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股市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是一家典型的国有“控股公司”。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25年里所形成的一个硬道理——哪里的管制紧哪里的腐败深，哪里的开放度高哪里的经济就繁荣。即便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股市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远比国资流失的多、至少95%以上广大股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当然，那每年流失的800~1000亿元国资中的一部分正是由此“放行”。至于它在“社会层面”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是难以估量。
2004年，中央在全国老百姓面前提出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举措。前不久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有关“政府绩效考评”的座谈会，大家都感觉到改革进入“操作阶段”，尤其可以看到公务员们的执政能力对改革进程有多么重要。联想国资委的叫停MBO，如果叫停仅是因为理论界出现了某种不同的声音而来，那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有多浅薄，它完全无法支撑政策的推进与实施。这让人想到李经纬的复出，想到依利公司与张裕公司都同样在做曲线MBO，一家批捕、一家顺利通过…罪与非罪，法与非法，你们自己到底闹清楚了没？
由此我想到，几年前我在西部一家公司为企业作“内训”。这是一家集团公司，它名下的上市公司市值达70亿元，但是，公司总裁月薪仅两千元。有一回，我跟他谈及禇时建、李经纬这些人的“59现象”，他显得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些研究经济的专家可知道现在有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吗？我现在每年要上世界各地考察，想上哪就上哪，哪个地方好玩，我愿意待多久就多久…这叫什么，你不知道了吧？这叫‘职务消费’。禇这伙人确实很傻，揣在兜里干嘛，就那么几个钱儿？他们有我潇洒吗？”这又是一种什么心态呢？80年代，他带领十几个农民凭20万元贷款硬是创出了这样一份家业。面对诺大家业才领两千元薪水的老总，你说，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种了瓜，理应“瓜分”其中的一份。在我看来真正的危机不是“瓜分”，而是无瓜可分。一些有权的决策者，可能不让瓜籽种入土壤，可能不让瓜秧出土，可能还没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就硬把它们给摘了…现在人们的视线都盯着地面上长着的那些瓜，千夫所指，谁也不敢动。就像拉•封登寓言故事里的那个咬不动苹果的没牙老太婆，宁可把它踩个稀巴烂，谁也甭想吃。而那些本可以长出许许多多上等好瓜的地方，现在则是荒漠一片，自然也没人上那儿去刮什么旋风了，因为刮了也白刮，反而落得一片清静。
类似湖北的美尔雅，最辉煌的时候每年出口西服70万套，年利润高达1亿多元，然而就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搞什么“以优带劣，加速扩张”，强制兼并多家亏损企业，结果是捆绑起来一起沉到底。诸如荣膺中国一代“标王”的山东秦池，也是在地方当局好大喜功的误导下迅速走向破产的。2002年，我曾经去内蒙策划过“宁城老窖”，在当时它是在上万家白酒企业中仅有的11家上市公司之一，它的创始人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老总，可是在地方当局的干预下，以年令划界把刚到60的他怱怱赶下台去，名盛一时的宁城老窖不免被兼并的厄运。在过去的这25年里类似的案例还少么？
国有资产谁也不想它流失，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只关注帐面上的流失，却对那帐面下更大的流失浑然不觉。当然，我们无疑应该立即制止“帐面上的流失”，问题在于，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从系统观点出发，偏爱就事论事的话，不仅难以制止帐面上的流失，向反还会导致帐面下的流失、且是更大的流失。咱们再回到人们一直关注着的“瓜分案”，当前的矛盾，我以为不在于他们中有些人不打招呼就自行其是，而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会儿放一会儿收，忽左忽右，使人有莫衷一是之感，这就怪不得民间会流传这样的话：共产党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经过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想，多数中国人会得出这样的一条结论：政策乃是一种标准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