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蒋韡薇  





　　什么是户口？对于8岁的小姑娘茉茉来说，这个问题过于深奥，她仅知道那是很大很大一笔钱；茉茉过于懂事：盘算着自己这条捡来的生命，并不值那么多钱，为此，她屡次想用自己年幼的生命，换取父母不能承受的支出；没人知道，那些卡着这个弱小生命脖子的人们，能否读懂这个故事，谁能说的清楚――户口是个什么

　　茉茉才8岁，但她已自杀了4次了。

　　最近的一次在2004年12月25日，圣诞节。她乘养母赵淑媛到院子里取煤的空当，偷偷从抽屉里找出养母的安眠药，把一板儿药片全塞进嘴里。

　　赵淑媛进屋，发现茉茉神情紧张，正在吞咽什么，联想起不久前茉茉偷吃安眠药的事，血直往头上涌。她冲上前，打了茉茉一巴掌，小姑娘“哇”地哭出声来，几粒白色小药片掉在了地上。

　　赵淑媛一数，还少3粒。她一边哭喊着，一边用手往茉茉嘴里抠。两人的哭声引来了邻居。李会敏大妈说，她们给茉茉灌了醋，好让她把吞下的安眠药吐出来。

　　据说，这已是茉茉第4次试图自杀了。前几次都不太严重，没惊动周围邻居。

　　茉茉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她不能再“拖累”养父母了。

　　2004年的最后一天，茉茉坐在自家床沿上，两只手拽着破旧的床单扭来扭去。她仰望着天花板，眼泪簌簌地往下掉。这个别着中队长标志的小姑娘说：“别人都有户口，我没有……他们都比我好，我很难过。”

　　茉茉家住北京丰台区王佐镇刘太庄村。她是个懂事的孩子，梳着整齐的麻花辫。每天放学回家，除了做作业，就是做家务：扫地、照看两个刚出生不久的小侄子。每天睡觉前，她一定要帮妈妈铺好被褥。

　　茉茉曾经觉得自己生活得挺幸福：妈妈每天中午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学校，爸爸和两个哥哥对她也不错。她从来没怀疑过，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2003年夏天，家里来了几个人，说茉茉是超生的，要罚款。茉茉听到赵淑媛说：“这孩子是我捡来的，怎么说我超生呢？”

　　茉茉当时就哭了。过了几天，赵淑媛发现茉茉脖子上有个小伤口，一问，居然是茉茉自己拿家里的水果刀割的，赵淑媛吓坏了。

　　1996年6月25日，身为北京佑安医院保洁员的赵淑媛下班回家。她记得，那天下着小雨，路过商务会馆东侧时，看到一群人围在路边，上前一看，地上躺着一个婴儿，用黑色西服包裹着。

　　婴儿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不知死活。一个男子用脚碰了碰包袱，孩子咧开嘴，轻轻哼了一声。赵淑媛心有不忍，把孩子抱回娘家。

　　回到家，打开被雨淋湿的包裹，发现是个小姑娘：屁股烂了，耳朵后面流着脓，似乎得了什么病。赵淑媛叹了口气，又把孩子包好，去佑安派出所报案。

　　这时天已经黑了，派出所两个值班警察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后对赵淑媛说，你先把孩子抱回家，等我们找到孩子亲生父母再通知你。赵淑媛留下地址，把孩子抱回了家。

　　此时，赵淑媛已经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都18岁了。她没想过要再收养，就把孩子送去福利院。可福利院说，只接收公安机关送来的孩子，不接收个人送来的孩子。无奈，赵淑媛把孩子再抱回家。

　　此后，派出所再没和赵淑媛联系过。孩子在她家，一养就是8年。

　　起初，赵淑媛用丈夫的姓氏，给孩子取了单名“路”，意思是从路边捡的，因村里有人用了这个名字，就改叫茉茉。

　　茉茉一直没有户口。到了上学的年纪，赵淑媛去村委会开了个证明，学校勉强收下了她。

　　2003年8月16日，赵淑媛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市公安局推出20条措施，其中一条是“具有本市户口的夫妇，年龄在30岁以上，已形成事实收养的捡拾、抱养小孩，依据《收养法》办理合法的收养关系，即可申报户口登记”。





　　茉莉妈妈展示当年包裹茉莉的黑西服。

　　赵淑媛大喜过望。次日，她到村委会、派出所开证明，却在镇计生科碰了钉子。“他们和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再领养就算犯法。如果给这孩子上户口，得先交3万元社会抚育费。”

　　3万元对赵家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自从收养了茉茉，赵淑媛就辞掉了工作。丈夫已近60岁，在河北一家公司打工，每月挣600元。

　　赵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当出租车司机，每月收入1000元，还欠着近万元的租车钱；另一个在街边卖小杂货，每个月的收入在700元左右。两个媳妇都是外地人，两个小孙子还不满两岁，嗷嗷待哺。

　　因为生活艰难，赵淑媛和两个儿子分家另过。她带着茉茉住在东厢房，里外相连的两间，加起来不到15平方米。茉茉住里面的小间，没有窗户，屋子的宽度仅够放下一张单人床。床头墙上挂着的花布，已经发黑。墙角放着煤炉，每天做饭也在这屋。

　　赵淑媛筹不到钱，只能抱着茉茉哭：“要是没有户口，你长大了找不到工作。没有身份证，谁敢娶你？你怎么活？”

　　赵家被户口问题困扰的，不只茉茉一人。赵淑媛的两个儿媳都是外地人，户口至今没迁到北京。孙子的户口和母亲一样都在外地。晚些出生的小孙女幸运些，根据不久前颁布的新政策，她的户口可以跟父亲落在北京。

　　茉茉并不确切懂得“户口”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要花好多好多钱———可赵淑媛很清楚：有了户口，至少村里每年能分200斤粮食。虽说不够吃，可要自己去买，也得花不少钱。

　　“将来我们老俩口不在了，谁养茉茉？”赵淑媛盘算着，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给茉茉落上户口。令她百思不解的是：自己帮国家把茉茉养了8年，怎么自己还得向国家交社会抚育费？

　　“管计生的人和我说，这社会抚育费就是过去的超生罚款。我觉得他们在难为我。”

　　1979年，赵淑媛就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当时农村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所以获得了奖励。赵家两个儿子，并不算超生。但眼下，捡来的茉茉，被视为“超生第三胎”，要罚款。

　　镇计生科的依据是《北京市违反〈计划生育条例〉限制与处罚办法》：“不符合规定收养子女的，视为超计划生育，按本办法规定予以处理”、“对超计划生育第3个以上子女的，征收2万元至10万元。”

　　赵淑媛搜集相关法律汇编，一条一条仔细对照。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正）》（1999年4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下划了粗粗的横线：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赵淑媛问：“你说条例和法律，哪个效力大？”不等旁人搭话，她就自己回答：“当然是法律效力大。我应该可以收养茉茉的。”

　　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五部门的文件，对于像茉茉这样形成事实收养而没办户口的，必须在2004年12月31日前办理，逾期不办。王佐镇计生科放出话来：不交社会抚育费，别想得到证明。

　　赵淑媛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办合法收养手续，必须先有计生部门证明；而计生部门说她没有合法收养证明，按超生先予罚款，才给开证明。

　　一年来，赵淑媛常常骑着破车、花上半个小时去云岗，然后换公共汽车，颠儿上50分钟赶到北京城里的六里桥，再换公共汽车去各个部门。她有一本通讯录，记下了她走访和咨询的每个部门，加起来足有几十个。一位曾经接待过她的律师委婉地说，把收养视同超生也是一项无奈的决定，因为有人以收养为名，行超生之实。按照现行政策，赵淑媛恐怕必须得交社会抚育费，才能给茉茉办上户口。

　　一位搞计生工作的人说，我很同情赵淑媛，但在情与法之间，很多时候充满矛盾与无奈。

　　2004年3月，赵淑媛听说，市人大代表吴青敢为老百姓说话。她请人给吴青写了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遇到的难题，请吴青代表“帮助我们讨一个公道，给茉茉争取一个公平的生存权利。”过了几个月，计生科通知赵淑媛，有人大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对你照顾一下，你就交两万吧。

　　“我连2000元都交不起，哪里凑两万元去？”晚上，赵淑媛睡在床上哭了起来，茉茉在里屋听见了，也躲在被子里哭。

　　过了几天，茉茉偷偷吞下了几粒安眠药，昏睡了一整天。还有一次，茉茉试图用瓦片割腕，被家人发现阻止。她说，我知道妈妈没钱给我买户口，我不想再给她添麻烦了。

　　茉茉原本是个快乐的小姑娘，她是班上的中队长、宣传委员。老师这样给她写评语：“你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你知道的事总是比同班同学多一些，老师很喜欢你”。

　　除了体育课，茉茉的成绩都是优秀。惟一一项“待合格”的是前滚翻。茉茉长得有点胖，身体也不太好，所以老师希望她加强锻炼。

　　在赵淑媛看来，茉茉比自己的两个儿子还争气。她获得过的荣誉证书，多得可以摊满半个床：优秀干部、学雷锋标兵、三好学生、双优生（语文、数学均得优）、区朗诵比赛二等奖。可如果没有户口，就不能考高中、更不能考大学，生活还会对她微笑吗？

　　“为了户口的事，弄得我跟个精神病似的。”眼看日子一天天逼近，赵淑媛急得吃不下饭，“我捡了她，可办不上户口，这不是又害了她吗？”

　　赵淑媛东拼西凑，筹了7700元钱。办户口、登报、公证、拍照，等等，都得花钱，想来想去，她觉得只能先交7000元。

　　2004年12月29日，赵淑媛赶到镇计生科，说了半天好话，只为先得到一个证明，赶在最后期限前，给茉茉上户口。计生科让她写了还款计划，余款在两年内还清。在交清前，茉茉不能享受村民待遇。

　　赵淑媛心里直打鼓，单靠老伴儿那点收入，全交罚款也不够呀！更何况，一家三口还要生活，还要交茉茉的学费。但最终，她还是签了字。

　　在最后期限前，赵淑媛终于把所有材料交到了市民政局。茉茉偷偷和记者说：“要是登了报纸，我亲生父母找来了，我也不要他们。因为……因为他们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簌簌淌了下来。

　　2005年元旦，亲戚送来棵大白菜，赵淑媛搁了点辣椒，炒了一盘白菜，算是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