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帮我们公司介绍几个保荐人？只要他们能过来，我们就给签字费70万，每月收入3万，税后的。”电话里，深圳一位券商人士表示。

　　随着再融资和IPO开闸临近，被冷落了近一年的保荐人再次成为香饽饽。

　　但挖角并不总是顺利的。现在，世纪证券与6名保荐人的纠纷正起。

　　反目成仇

　　近日，世纪证券将与6名保荐人的纠纷提交给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据了解，2005年4月世纪证券与原华西证券王炳全、孙雷、程正茂、张见、鲁元金、覃正宇等6位保荐代表人签订了聘用协议书，组成了投资银行北京二部，期限两年。在合同中，世纪证券答应支付给每位保荐人一次性生活补贴35万元(税后)，并且在合同签订3日内支付。每位代表人的薪酬是每月工资15000元，津贴15000元。

　　但2005年11月，这6人提出“根据与公司的相关约定”，决定离职，随后全部转到国都证券工作。

　　“这6人所说的‘根据与公司的相关约定’是指在合同中有‘如果现任总裁发生变动，保荐人可以辞职并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承担相关责任’这样的内容。”世纪证券有关人士表示。2005年9月，世纪证券总裁变动。人事变动后，世纪证券曾向6位保荐人表示，原来的总裁答应过的条件，现在都可以满足。

　　但6位保荐人还是选择离开。

　　“是世纪证券请我们过来的，我们并没有逼它签这个合同，” 王炳全认为，“我们原来在华西的收入更高，世纪承诺提供更大的平台我们才过来的，没想到过来不久公司情况就变了，我们一个项目都做不成，我们要是两年做不成一个项目就废了，正好合同里有这一条款，我们就选择了离开。”

　　“还有一个原因，世纪证券未经我们同意就想降我们的工资，这也是违反合同的。”王炳全说。

　　但世纪证券表示，当时公司大幅降薪，平均降低12%左右，而经过与6位保荐人商量，其收入平均降低不到5%，他们当时也没有表示不同意。

　　除离职原因各执一词外，对于工作交接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看法。

　　世纪证券认为，公司要求他们交接相关项目，但他们仅仅写了一个简单的说明。而此前他们给公司汇报工作的时候，有20多个项目，且在项目的可行性一栏中写的都是“强、较强”。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有项目不交接，二是他们6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完成一项IPO主副承销、分销、再融资、改制辅导、财务顾问以及股改等投行项目。

　　王炳全对此矢口否认，表示除出具了书面说明外，还对联系的项目情况进行了口头交接，至于一个项目都没有完成，是因为“公司出了问题导致的”。在一份署名王炳全的关于项目交接情况的说明中写道，“中技贸易、空港股份、峨眉山股份、思源电器、电广传媒是我部门接洽的项目，但由于公司出现负面的经营情况以及公司公关力度不够强，中技贸易现已被银河证券拿走，空港股份被恒泰证券拿走，峨眉山股份被华西证券拿走，思源电器被海通拿走……除上述项目情况外，投行二部不存在其他需说明的项目问题。”

　　此外，世纪证券提请仲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35万元“转会费”。世纪证券认为，根据《聘用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如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一次性生活补贴三十五万元后，成为甲方合规注册保荐代表人之前，乙方提出解除本聘用协议和《劳动合同》的，乙方应当退还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一次性生活补贴三十五万元。”

　　“我们本来还想还它一部分钱的，谁知道它35万全要，不可能！”王炳全告诉本报。

　　上周，本报致电深圳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表示具体仲裁尚未开始。

　　谁的利益最大化？

　　“保荐人频繁流动也有他们的苦衷，现在券商频出问题，不是被托管就是重组，你叫他们怎么办？”深圳一位保荐人说。

　　“但不排除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一位老投行人士感慨道，“很多保荐人年纪轻轻，只是考试能力强，根本不具备保荐人所应具备的能力、经验与资源，让他们做项目是做不来的，只好每隔几个月就跳一次槽，以换取高额转会费、签字费等，利用这种垄断优势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

　　事实上，自两年前证监会推出保荐人制度以来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保荐制推出不到三个月，新制度下发行上市的江苏琼花隐瞒国债投资事件曝光，该项目保荐人称自己毫不知情。“如果他从头到尾跟这个项目的话不可能不知道，”资深投行人士分析说，“除非他隐瞒不报或是临时被叫来签字才有可能不知情，但这样一来保荐人制的意义又何在呢？”

　　“关键在于保荐人的数目太少，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业内人士总结说。

　　2005年9月4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股改管理办法》，将原来要求的股改项目需要三个保荐人签名改为一人。“这从侧面说明了保荐人相对股改项目的稀缺性。”招商证券一位资深保荐人认为。

　　而随着再融资与IPO项目启动在即，围绕稀缺的保荐人，又有故事即将上演。（李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