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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汇率“升贬”思维 2007-11-28 10:23
以市场化手段化解压力 近日,欧洲各代表团以空前的高规格和高密度接踵访华。从新闻报道看,尽管这些代表团的领军人物迥异,但是他们来华的目标却都直指人民币汇率。 引发汇率争议的是庞大的中欧贸易差额,中国对欧元区贸易顺差的迅速膨胀触动了欧洲代表团敏感的神经。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9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几乎一半。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对欧元区贸易顺差激增的同时,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程度也在加剧,这似乎在形式上解释了顺差的源头。自中国实施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10%以上,但同期人民币汇率兑欧元却贬值了9%以上,这正好给了欧盟大作文章的机会。 中国目前是欧盟唯一的贸易逆差来源,因此双边贸易争端和谈判几乎是无法避免。但问题是,仅以人民币汇率升值作为谈判的唯一目的不甚妥当。事实上,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顺差两者简单地归于因果关系是片面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比较劣势”的产品。而中欧之间贸易顺差的扩大,正是双方“比较优势”的差距使然。 全球产业链条重新调整布局的结果是,中国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务。在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中,95%是加工贸易产生的,而这95%中又有81%是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是欧盟在华企业的出口产生的。另一方面,在电力和非机电设备以及交通设施贸易上,欧盟对中国则是顺差。由此可见,中国与欧盟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是这两个经济实体深入合作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问题并不是影响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性因素,即使人民币对欧元略有升值,中欧贸易顺差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改观。 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原理早已阐明了一切,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似乎依旧是欧盟方面的唯一诉求。欧元集团主席克洛德·容克甚至明确表示人民币被低估了25%,这与之前美国政客提出的人民币30%的升值目标如出一辙。 理论分析在面对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诉求时,往往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远离贸易摩擦的实践。在欧方看来,庞大的贸易逆差与具体的升值目标已经是此次贸易谈判的必然话题;而对于中方而言,人民币对外升值是必然的长期趋势,这是无法通过一次性的大规模购买欧方产品来回避的。由此,尽管汇率问题绝非中欧贸易摩擦的全部,但是中方也必须做出积极的反应,而且主动的改变至少可以更加充分地保护自身利益。 目前关于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政策,有关调控部门的态度正在悄然转变。可以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变化最有利于中方自身。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简单认为大幅升值或者小幅攀升都不足取,从中国利益最大化角度看,尽快放开人民币的浮动空间才是关键。 放大人民币浮动空间而不是简单承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市场机制、多方面资金力量对于汇率的决定作用将会加大。通过市场博弈产生的汇率定价,可以让那些把人民币和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海外政客无话可说,也避免了中国单方面承担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和利益伤害。从具体经济利益角度看,这样的应对策略也更加有益。 其一,当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已几乎成为共识。由此,博取套利机会的海外热钱才会蜂拥而入。而对于此类资金而言,它们热衷于人民币市场的关键在于几乎毫无无风险、但至少每年5%的升值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放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空间,意味着双边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加大,有助于形成交易对手盘,改变单一的趋势特征,从而增加套利资金的市场风险。这样的汇率新政将可以直接从盈利率角度遏制热钱流入,也有助于缓解资金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二,市场对于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的最大担忧是,升值态势短期可能会加快,这会让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巨大冲击。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纯属误解,它低估了金融市场和企业的风险规避能力。事实上,尽管扩大汇率波动范围意味着市场风险加大,但是金融市场从来不缺乏避险工具,风险的产生也意味着避险型金融衍生品呼之欲出,因此风险并不足虑。更为关键的是,汇率波动范围的扩大对于企业而言有两重利好:一方面避免了一次性加速升值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不会给企业生产带来刚性的伤害;另一方面,让企业提前合理预估汇率风险,并且完全可以通过避险型金融产品实现套期保值。这在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是对出口企业经营冲击最小的模式。 用市场化的语言解决贸易和汇率摩擦中的问题,既可以让政治干预因素望而却步,也将尽可能地全面保护自身利益。这正是中国应对来自海外的升值要求所能采取的最合适战略。(马红漫/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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