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1日07:12　

    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定调了六项基本要务。概括地讲，在继续强调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将以更大的力度调结构。

　　如果把2009年喻为本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那么2010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最大的一年。经济危机打碎了全球经济非理性繁荣，全球经济旧体系已破碎，新体系尚未构筑而成。今年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主要动力是双宽松政策，其结果是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最终消费依然不振，而外需仍疲弱。这种局面实际上把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过度地压到政府和国企的投资上。

　　2009年中国保增长成功已无悬念，但代价高昂，通胀压力大增，过剩流动性在炒房、炒股后，正开始炒菜、炒肉。据统计，仅上半年地方政府负债即达5.26万亿，央行预测到年末地将达到7万亿元。如此规模的地方负债，让人担忧。迪拜世界、迪拜控股等暴露出的迪拜危机，给中国这种增长模式以无情的警示。

　　社会发展矛盾提示我们，除了变革发展模式外别无他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调结构放在了几乎仅次于保增长的位置上，可以说是一个理性选择。而在调结构中，扩大内需成了绕不开的话题。可以预见，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引下，为扩大内需而推进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型新型产业都将展开。

　　其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实现经济的持续平衡发展等目标已是“老生常谈”之话题。人们把阻碍这些目标实现的问题归结到了执行力上，认为正是实际执行中的偏差导致了问题与目标的偏离。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击中要害。事实上，执行力方面很少有国家能与中国媲美，今年保八目标顺利实现，恰反映中国计划管理体系具有“高执行力”。其实，目标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离，真正原因在于长期固化的经济增长路径依赖和愈发突出的经济体制性障碍。要根除这些根深蒂固的经济痼疾，需要的是借助不破不立的勇气推进经济变革，通过变革锤炼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每况愈下，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税制无形中削弱劳动者的谈判和议价地位的提升，导致了国民收入更多地偏向于政府和企业，致使投资、出口、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出现失衡。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政府和企业，结果国内最终需求受制于居民购买力不足的硬约束，而要保增长，就更依赖于投资与出口。而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分享不到成果，从而削弱了整体购买力。因此，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节节走低，经济发展愈发趋向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当前中国经济的失衡，收入分配制度和税收制度难辞其咎。但仅通过矫正收入分配制度和改革不利于劳动者的税制等手段仍然不够。真正有效的矫正还需改变这种政府和国企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这种投资增长模式若借助产业升级的光环继续，经济失衡将加剧，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将持续下滑。而且，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投资增长）重工化、城镇化，将导致经济增长与失业压力同时并存，这样，即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也无济于事，在这一经济增长模式下，越来越多劳动者与经济增长无缘，即便出台力度更大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剧。资本密集化的增长无法提供更多新的就业岗位，使劳动者难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在不改变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以提高最低工资等手段改变收入分配制度，很可能导致的是更多的失业问题和复杂的劳资纠纷。

　　在全球经济危机已告一段落的喘息之际，中国要真正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走出凯恩斯主义的调控逻辑，避免危机下政府和国企对经济刺激的大包大揽。当前亟待走出政府主导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思维，通过打破垄断和行政管制，为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唯有从经济体制下清除各种制度性、体制性的经济发展障碍，完善和健全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激活不断萎靡的居民最终消费内需。经济内生增长靠的是市场机制，通过人为的规划来矫正引发危机的旧经济增长模式和促进结构调整，中外历史上都没有成功的例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得益于开放。伴随着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逐步递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需要从国内的变革中寻找能量，反映在经济体系中，就是要彻底地变革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变革中锤炼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作者：刘晓忠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