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2月05日22:50 来源：投资者报  


第1页:美妙的“政府” 第2页:以史为镜 第3页:看得见的手 第4页:两手互换 第5页: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如巨人般横穿北京天际；88层的双子塔，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根据地，矗立于吉隆坡；莫斯科金融区的心脏，驻扎着俄罗斯外贸银行……在过去15年里，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总部改变了新兴世界大城市的面貌。它们无一例外都象征了一种新的混合型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假国企之名，行跨国私企之实。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新生事物，证据就是以前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国家资本主义已然戏剧性地复苏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几乎没有区别。可当时的舆论一边倒：一旦新兴经济体成熟，政府会将这些企业关闭或者私有化。结果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此经济制高点的迹象，而且还在积极扩张。那些诸如石油、天然气等重点领域的企业，国家牢牢抓住不放。就拿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国有企业市值占比逾50%。2003年至2010年，新兴世界的国企完成了所在国直接境外投资的三分之一。

　　西方世界愈加动荡，新兴市场愈发活跃，中国不再将国有企业视作通向自由资本主义的驿站，而是当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人认为他们重新设计了一种更为高效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新兴世界领导人也表示赞同。

　　典型的是巴西政府，20世纪90年代，他们曾提倡私有化，现在，不单干涉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且迫使小型企业重组为国有企业中的一员。南非政府也向该模式抛出了橄榄枝。

　　人们也不禁质疑：这种模式究竟会有怎样的成功？对新兴市场甚或其他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妙的“政府”

　　国家资本主义的拥趸者相信，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就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催化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大肆进行私有化，他的疯狂引发了新兴经济体的效仿。在掩盖的繁荣中，政府不仅可以通过提供道路和桥梁等硬性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提供软性基础设施（操纵大型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减缓资本与全球化造成的压力。

　　“政府”这两个字变得越来越美妙。

　　于是，新加坡李光耀政权举双手赞成这种模式，他们一边引进外企、推行西方管理制度，一边又扶持大量国有企业。

　　如今的实践者则是中国。在瑞士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政府和商界的联姻历历在目。西方国家政府方面通常与私营企业意见相左；而来自中方的政府和企业代表，观点趋于一致。

　　这不禁令人想起半个世纪前，英国和全球其他国家那场大刀阔斧的国有化运动。今非昔比，现在的模式却大相径庭。中国的基建企业的合同遍布世界各地，旗舰企业也放眼国际，通过在海外上市以及兼并海外公司来积累经验。政府则有选择地控股一些企业。总之，中国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官员们则一心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

    以史为镜

　　将国企视作壮大之本，经得起推敲吗？

　　若政府开始偏向于一部分企业时，便意味着另一部分企业将遭受打击。2009年，中国移动和另一家国有巨头——中国石油(601857)，盈利逾330亿美元，超过中国500家盈利能力最强的私营企业利润总和。国企巨头们大量吸引的资本和人才，原本可以被私营企业更好地利用，而调查研究的结果却显示，国有企业的资本利用率远在私营企业之下，且利润增长缓慢。在很多国家，国企把钱投向了房地产，而私营企业却筹资无门。

　　代价远不止如此。国有企业善于复制他人的成功，部分是因为他们可以借助政府的影响力获得其想要的技术；但这样做又使得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在发展战略上往往孤注一掷，而不是“狡兔三窟”；而世界主要的创新中心却往往是由小企业组成的创新网络。

　　试问，国有企业独大的发展模式能确保经济稳定吗？这个谁也不敢给出肯定的答复。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良性循环的前提是该国政府的监管有力。可实际上，许多亚洲国家官本位严重，国有企业通常重用内部关系人员，那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却沾不上半点光。

　　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官二代已经是利益既得者，而在俄罗斯，那些带着官僚主义色彩的克格勃们，更是控制了克里姆林宫和经济。因此，这种模式会导致任人唯亲和社会不公，最终是人民的不满——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就是前车之鉴。

　　新兴国家总是喜欢集国家之力来发展经济，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还有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或者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但是后来，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发现了国企的局限性。中国人更应该明白，“以史为镜，方能见兴替”。

　　不可忽视的还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每次，当美国总统共和党提名人上任第一天，意欲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当企业享受着政府有意无意的支持时，再想要保证贸易的公平就难上加难了。西方政治家们也开始对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利用世贸体系为本国企业谋取私利的行为失去耐心了。

　　不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诱惑对新兴国家吸引力显而易见，它能让国企在短期内树立起私企经营数年才能达到的影响力。然而，这种模式毕竟弊大于利。

　　无论是为了自身利益还是为了全球贸易的长远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者们应该松开他们手头巨大的公司股权，并将之转交给私人投资者。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真的有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的话，那他们就不再需要依靠国家。

    看得见的手

　　自由市场必胜的声音开始颤抖了。那场毁掉雷曼兄弟的金融危机正在吞噬世界上富裕的国家。诸如希腊这样弱小的国家，早已陷入了漩涡中。过去三年时间，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强势国家，其居民的收入也在逐年下降。

　　国家资本——结合国家政权的资本主力量，它的崛起，让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呼之欲出。

　　它是基于政府去筛选优胜者并推动经济增长。但也同时用资本主义的工具例如国有企业上市并进行全球化扩张。在过去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是有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崛起，乃至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崛起，但如此大规模运用精密的手段在运作国家资本是从未可见的。

　　国进民退

　　在世界上大型经济体中，国家资本主义已安营扎寨了。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GDP年均增长9.5%；过去的10年，中国GDP已3倍于从前，达11万亿美元。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并出口很多消费品到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国。在中国150家最大的公司里，中国政府是最大的股东，旗下管理的公司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控制货币体系，指导资金投入到所鼓励的行业和企业，并与中国海外公司密切合作。

　　国家资本主义也需要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牵手。13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手握着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原油储备，它们均有政府背景。比如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乏成功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是拥有6亿用户的移动手机巨头；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世界上最挣钱的化学公司之一；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欧洲市值排名第三；迪拜港口，世界上第三大港口运营商……

　　因为有充裕的资金和西方国家的危机，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前行。在中国，国有企业市值占中国股市总市值的80%，这个数字在俄罗斯和巴西分别为62%和38%。2003年至2010年间，海外直接投资于新兴市场的资金中，国有企业占了三分之一。现在，中国企业在世界中的排名份额还在增长。三家中国国有企业以收入来排名，均在世界前十大公司的行列，并击败了欧洲两大巨头。

　　国家资本主义膨胀，而自由资本主义萎缩，相对应的，国有企业膨胀，而私营企业撤退。纽约克莱斯勒大厦落入阿布扎尔手中，曼城足球俱乐部被卡达尔收编。这一切都应验了中国那句俗语“国进民退”，而这一幕正在世界各地上演。

    两手互换

　　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继承历史尘埃的同时，也略有发展。首先，规模更大了，仅中国人口就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其次，兼并重组的速度更快，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十年里就已经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子谋定而后动；第三，在管理上，运用许多更精密的手段和方法。

　　国家资本主义似乎是未来的趋势。巴西政府已迫使矿业巨头瓦利公司的老板离开，就因其主见过强；法国政府建立了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南非政府公开谈论公司国有化，创造出国有化的冠军。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里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接纳新的产业政策。

　　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体系尖锐的质疑。如果其中一些公司享受到政府明里或者暗里的支持，谁又能保证建立一个公平的交易体系？你又怎样预防政府不会将一家企业当成军事力量利用？同样，你怎样才能阻止对排外心态和保护主义阴影下的司法公正的担忧？

　　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大型的交易，如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试图买入美国优尼科，迪拜港竞购不少美国港口，其中都有不少国有企业卷入。未来，这样的买卖会越来越多。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对冲了不少经济全球化的显性效果。管理大师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说，“国家完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带有市场原则的金色塑身衣必须套在政府的身上。社会活动家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可以同很多国家媲美。”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称，“历史终结于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完胜”。可是现在，更多的地方是，国家击败了市场，民主败给了独裁。

　　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其新书《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中声称：中国正处于自由市场的终结期。或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现在很多国家政府，尤其是新兴国家政府，正试图学会如何运用市场来达到政治目的。关于这一点，伊恩所言不假。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让位于看得见的手，通常是专制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看得见的手。

　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最大的变化之一。国家资本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还是只不过是众多政府主导的失败品之一？

　　国家资本主义有足够的能力模仿市场经济，以确保自己可以存活更久。它正在学习如何处理各种西方理念，并给自己钟爱的公司上一些枷锁。同时它还在拓展更广泛的根基，其中涉及国有银行、亿万富翁、官员，甚至有自己雇佣的理论家。

　　但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有着更深层次的缺陷。政府如何在监管企业的同时运作企业？如何阻止它拿钱打水漂？当创新需要自由实验的时候，它如何保持创新性？麻省理工的Steinfeld先生认为这些国有资本在学习“玩我们的游戏”，诸如上市和购并。这使它们成为一个“自寻死路”的统治阶层。但这些国家“玩我们的游戏”，无疑是为了加强它们的政治地位。

　　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形式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公司精英层的权力寻租。管理学理论家长期担忧的“委托代理问题”——即管理层更趋向于使公司的运作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股东或委托人的利益。在国有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同样严重。政治家们受太多干扰以致于无法实施正当的监管。董事会软弱无能甚至根本不存在。公司的使命在商业性和社会性之间纠缠不清。

　　其实有许多国有化的好榜样可以借鉴。比如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是良好管理模式的典范。巴西是将政府定位于少数股东的先驱。挪威成功的将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石油公司置于政治干扰之外。但在中国和俄罗斯，却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国家控制的公司是提供工作岗位和资助的重要资源，这使得那里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其次，国家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本身问题严重。“关系”文化和贪腐已经和中国的优良传统完美的结合起来。俄国也有自己的裙带关系和贪腐问题。巴西将资本和劳动力都交给局内人掌控。

　　21世纪的争斗，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将发生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既然国家资本主义很可能仍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那西方的投资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开始更认真的考虑一下如何与之相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