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odoj    


从前有一个大家族，一直是包办婚姻，违者就要装到蕏笼里去沉河。终于西风东渐，某一天，有位开明的族长宣布，今后大家要自由恋爱了，蕏笼也被高挂上祠堂的横梁，以示不用。但是族男族女们并不清楚怎样搞自由恋爱。不幸得很，其中一对恋着恋着就开始野合，未婚先孕，还产下一个私生子。这下捅了大马蜂窝。一群族人勃然大怒，立刻把蕏笼取下来，装着他们要去沉河。至于那个私生子，不合法的野种，也绝对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

和这个故事一样，当一个长期搞计划经济的国家，蹒跚学步市场经济时，从上到下，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稚态和错误行为。每当这种时候，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一些人要到祠堂的横梁上去，把用惯了的蕏笼取下来。这个蕏笼，就叫“行政命令式的宏观调控”。

蕏笼是不可能教会人们自由恋爱的。同样，行政命令也永远教不会人们市场经济。事实上，这样比喻还远远不够准确，远远不够强烈。因为蕏笼不过毁掉一两对男女，行政式调控却具有全方位地毁灭整个市场化进程的能力。对于市场机制、市场规则乃至市场经济的最高理想，行政式调控都是一场噩梦。为此，我们要历数行政式干预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性破坏。


破坏一：人为中断市场反馈信号，扰乱经济周期，妨碍了成熟市场机制的形成

那些主张把蕏笼取下来的人，都有一肚子的道理。他们都看到了某种所谓“经济运行的风险”，看到了所谓“危险信号”，急迫地感到不出手干预就不行了。再不干预，市场就会犯下资源配置的错误。

这些人不明白，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点，也是极为重要的优点，就是它是一种允许“试错”的经济。经济不是静态的死物，它要不断发展和进步。而人类的一切进步，只有在不断试错中才能取得。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必然要有供求失衡，有过热和偏冷，必然要有经济周期。害怕周期，试图让经济永远保持“持续稳定有序增长”，是痴人说梦。强行实现这种状态，只会掩盖矛盾，扼杀进步，扼杀技术创新，扼杀新产业的出现，使得那些早该消亡、淘汰的旧产业不得淘汰、消亡。

市场机制就是这样一种天然的机制：每当任何市场主体采取一个新的行动，供给和需求就会失衡，这种供需信号被反馈到各个市场主体，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对策，推动经济的成长。市场的信号反馈当然会出错，会有代价。正如自由恋爱会出错，会有不幸的婚姻。包办婚姻也许的确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婚配成功率，但代价是子女的婚姻将永远和父母的婚姻一个模式，丧失了全部的进步机遇。

当某个行业、某些经济部类在市场经济下，开始出现供给过剩的苗头时，这正是市场机制将要实质启动之际。如果每逢这种时候，行政力量总是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干预，就人为中断了市场反馈信号。想当年，人们曾无可奈何地说“中国的股市没有熊市，没有牛市，只有蕏市”，便是行政力量代替市场信号的一个典型案例。殷鉴不远，言犹在耳。将来有一天，人们会不会说“中国经济没有过热，没有过冷，只有过温”呢？

这种对市场信号作出急迫反应的行政干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包办婚姻式的婚配成功，是对经济周期的一次成功避免。但是却丧失了一次通过调整而提升整体经济素质的机遇。例如，对钢铁行业的行政干预，也许的确避免了这个行业未来几年的震荡，但也使大量本来缺乏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再次蒙混过关，多了几年缺乏意义的苟延残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连这一点好处也不能获得。实践一再证明，行政力量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往往不能充分理解市场信号的复杂性，不如市场机制自身的反应来得天然合理。中断市场信号反馈机制的结果，往往并不是成功地避免经济周期，而是在丢失了正常经济周期之裨益的同时，畸形地扭曲了经济周期。

今天，行政干预的一个口号，就是要纠正“片面追求GDP的倾向”。不错，钢铁、建材等行业的过热苗头，是和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心理密不可分。然而，追本溯源，所谓GDP狂热，不又恰恰是上一轮行政式宏观调控的后果吗？10年多以前，由于某些人对“经济过热”信号的作出了行政式的反应，用行政手段试图达到“软着陆”，结果经济偏冷的周期突然到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迫使其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强调紧缩转向不顾一切地要“保持GDP增长率在某某百分点之上”。地方政府的GDP病根，就是在那时候落下的。大量增加赤字，用人为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保持GDP增长，这种做法，并不是地方政府的发明，而是中央政府的首创。而其当初的名目，不是别的，也恰是所谓“宏观调控”！追叙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要指责某个个人，或者去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提醒今天的每一位决策者，行政式的“调控”，往往并不能减轻经济周期的震荡，相反极容易制造出比正常经济震荡更具有危害性的人为周期，导致经济结构的整体畸形。

破坏二：人为改变市场规则，毁坏信用基石，扰乱了基本的市场秩序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诸种信用中，政府信用又是至为关键的一种。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工具——现代货币，就要依托政府信用才能存在。更不必说以法律、规章等各种形式存在的市场规则，都以政府公权力的神圣和诚信为依据。

一切行政手段式的宏观调控，其共同特点，就是不守程序、不受市场主体制约，突然地改变市场规则。昨天，某个行业的立项审批权可能还在地方，一夜之间，这个行业变成了“需要调控的行业”，审批权马上就会被收回。昨天，某些类型项目可能还是商业银行争相贷款的对象，一夜之间，这类项目不符合“宏观调控”的需要，马上就会全面停止贷款。这些规则的突然改变，不但事先无公示，事前无听证，事后无申辩之所，而且甚至连起码的行政程序都可以不遵守。据称，在此次行政命令式的宏观调控中，有些金融措施甚至是以央行“一个电话”的方式来实现的，连书面通知都顾不上给一个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决不能把锅里的一条小鱼翻来覆去，煎到烂不成形。市场规则的反复无常，必然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外国企业在和中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感到中国企业缺乏战略眼光，追求短期利润。我告诉他们，这并非中国企业家天生短视，乃是中国市场秩序的不稳定，使得他们无法建立长远预期，无法形成可一以贯之的长期战略，只能是见缝插针，见好就下手，捞一把算一把。这就是所谓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不但企业和政府之间博弈，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因为规则的多变，而不得不常常陷入无序的“博弈”。中央的政策越多，越常变，地方和企业的博弈行为也就越凶悍，越铤而走险。形成的恶性循环时，中央越强调“政令畅通，令出必行”，政令就越发不畅。一次“严打”式的强行调控，短期内似乎立竿见影，长期看却会使今后的调控难度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基本的市场秩序还未建立就注定了必被破坏。

人们可以辩护说：中国的市场规则反正还在建立之中，反正还是要变的。所以调控几次，变它几下，也没有大的妨碍。姑且假定这种论调有一定道理，但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变的。其中就包括契约的神圣性。

契约合同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最基本关系。对合同的信守，是市场经济中最不可动摇的一项原则。除非出现天灾、战争等生命财产的极大危险，任何理由都不足以用来破坏合同的神圣性。一个企业，和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合同，无论多么不合理，总是一种已成事实的契约。即使权衡利弊，需要解除相应的合同，也必须在尊重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用合乎法律的手段来实现。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为了避免所谓的“经济风险”，而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迫使某些项目下马，强行中断有关的合同，置契约的神圣性全然不顾，乃是典型的因小利而失大义。

如果一个政府连契约合同关系的神圣性都可以漠视，这个政府在市场中的信用就只能是近乎于零。它今后将需要百倍的努力来恢复这种信用。政府十分担心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无非是以货币价值体现的政府信用发生部分贬值。如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毁坏合同关系，这种硬性建立的货币信用其实是虚假的，因为它背后的那个政府信用已经一文不值了。

破坏三：直接冲突于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和财产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信条

正如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理想就是自由经济，核心是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制度。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用自己的钱去投资任何项目，都是他个人的自由，和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哪怕他投资的行业的确“过热”了，他因此赔光了，倾家荡产了，也和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政府无权事先断定这个项目要失败，无权喊停，无权让项目强行中断。当面临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诉讼时，我们总是捶胸顿足、指天划地要求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然而一到这种时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本性，我们就忍不住要跳出来，对民营企业指手画脚，予以调控。

即使我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市场的信号反馈机制还不成型，市场规则还不够完善——即使我们承认在这些方面，政府还有理由用一些行政手段来调控几下，那么，我们至少应当尊重一下市场经济的这个最高理想，即交易自由和经营自由。我们至少应当哪怕是在表面上，尊重一下民间资本相对于行政权力的彻底独立性。

换句话说，我可以不在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样去博弈，不在乎你撤掉多少个市长或省长。我可以不在乎你政府怎样地控制着国有银行，不在乎你怎样一个电话就能制止它发放贷款，但是，我不能不反对行政权力对民营资本的干预，哪怕是一点点的干预。我不能容忍民营资本家成为中央和地方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中国的民营资本已经极不自由。在中国，一切土地都归国有，任何人创办企业不但需要乞求政府的土地使用授权，这种授权最多只有50年，而且，在取得的土地上从事何种经营活动，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成立企业要向政府递交商业计划书，申报项目要向政府递交可行性报告，仿佛那些一辈子从来没有办过半家实业的行政官僚们是天然比企业家更具有企业眼光的经营天才。此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状况在中国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居然还好意思满世界要求别人给我们“市场经济国家”待遇！在这样不自由的条件下，中国的企业家们若不想乱法胡为，就只能在夹缝中求存，小心翼翼尽量满足相关的各种规定和程序。尽管如此，仍然会因为所从事的行业属于政府认定“过热”的行业，就遭到清查，企业被查封，项目被终止。不但经济自由彻底丧失，连基本的财产权都得不到保障。如此漠视市场主体的权利，还侈谈什么市场经济？！某个企业也许的确有偷税漏税的嫌疑，也许的确有提供虚假报表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只能按照有关法律条文去治罪。比尔·盖茨也有违规操作，刚刚被罚款80万美元，美国政府哪敢因此就去冻结查封微软的资产？

行政命令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权代法，搞“严打”，侵害人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在前一阶段对偷漏税问题进行“严打”时，有人就做出违反法律程序，亲自批捕某演艺人士的举动。这位演艺人士后来被不了了之地释放，整个事件成为一大笑柄。今天在行政命令式的宏观调控浪潮中，如果我们再不及时醒悟，再不保持一点对人民经济自由权利的起码尊重，难保不又闹出类似的笑话来。


希望和问题：问责制是否“刑不上大夫”？

本届政府履新伊始，就给人留下稳健、务实的印象。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实现“管制性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据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温总理曾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政府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运用权力稍有不慎，就会出大问题。各级政府官员，一定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话说得是多么地好啊。然而，我们的政府能够把自己的诺言认真兑现下去吗？

本届政府的另一力作，就是在各级推行“官员问责制”。在本次宏观调控中，问责制也被极力使用。对抗中央宏观政策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已经在问责制名义之下，纷纷遭到查处。

问责制是一种好的制度吗？当然是的！然而，我忍不住想要问我们的政府一个问题：当中央政府推行一项宏观政策时，地方凡是敢违抗者，就要以问责制惩处。那么好，如果一项宏观政策事后被证明是错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如以前的粮食流通政策，电力宏观调控政策），当初你大力推行这个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是否也要得到惩处呢？

或者，我们的所谓“问责制”，仍然是“刑不上大夫”的？

或者，只有到了我们的“问责制”能够“刑上大夫”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从上到下，无一例外，才能够真正“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