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绘

　　大概从2007年初开始，关于国际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话语权”的言论便层出不穷。论者谓，这些国际投行滥用自己的研发优势，在中国资本市场雄起的时候一味唱衰打压，寻找最佳买点；而在暴跌时落井下石，加速市场恐慌，为他们成功抄底制造舆论攻势。于是，中国资本市场就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而追随这些国际投行的指挥棒翩翩起舞，成为它们瓜分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筵席。

　　上述言论难免被贴上“经济民族主义”的标签。但不可否认，从中国资本市场诞生的那一刻起，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价值评估体系，均完全移植自资本市场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从诞生起就已经将话语权和定价权完全交给了国际投行，而不是近几年才开始有这个问题。要知道，国际投行作为有利益诉求的主体，如果认为它们的研究报告完全建立在公正的价值评估立场上，而没有任何利益诉求，那只能怪自己太傻太天真。

　　问题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种由国际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的状况，势必造成政府在制定资本市场公共政策时唯国际投行的言论马首是瞻，从而成为中国金融安全的极大隐患，也给国际投行牟取政策暴利创造了极大的空间，造成中国资本财富的制度性流失。这种状况，无论在“四大行”改制上市，还是QFII战略投资中国A股获取巨额暴利一事上都已经体现无遗，任何一个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人无不深表忧虑。

　　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资本市场本次“精准”地按照国际投行的预测暴跌50%的过程中，国内打响了一场争夺中国资本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的自卫反击战，对于国际投行的唱空言论进行炮轰，并给带有国际投行背景的谢国忠、许小年们贴上“金融汉奸”的标签。

　　但可惜的是，国内专家并没有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中国资本市场的曲线似乎更听国际投行的指挥，特别是，包括巴黎百富勤、摩根大通在内的投行对中国资本市场政策的把握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无论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甚至政府出台印花税救市的时机，都基本和他们的预测并无二致。相反，本土的专家从5000多点开始就失去了对大盘的正确研判，误导投资者迷失在政府“救市”的幻觉中，最后导致恐慌和大规模崩盘。毫无疑问，国内专家无论在专业水准还是对政策的把握上，都已经和国际投行不能相提并论，也已失去投资者的信任和专业公信力。

　　而投资者之所以宁可相信“带头大哥”之类草莽英雄而不听信本土专家的判断，根子在于我们的“专家”其实并不“专”。真正对资本市场精髓有深刻领悟，并能对资本市场走势有精妙研判的本土专家，也许比丁学良先生所言的“五个”都要少。这一切，我们又可以从本土专家的“制造机制”去溯源。

　　熟悉中国资本市场的人可以发现，那些在资本市场上活跃的所谓“大腕”，大部分是半路出家，而不像国际投行的那些“大腕”，都出身于金融科班，从分析员一步一步做起，对于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和技术面都有着娴熟的理解。谢国忠也好，许小年也罢，无论其利益取向和立场如何，他们能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能提出被市场验证的千点论，本土有几个专家可以与之媲美？更可笑的是，有些一大把年纪、纯粹研究理论经济学出身的人，却动辄给公众判断大盘的点位，而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连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就是这些“半吊子”专家，长期垄断国内资本市场的“建言权”和话语权。正是“专家”不专，假专家泛滥，导致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只能成为国际投行的注脚和附庸，目前活跃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那些本土专家对目前的这种尴尬状况无疑负有很大的责任。

　　就专业化程度而论，资本市场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众多投资者和多元化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资本共同体”。而“资本共同体”存在的重要前提，则是独立的有学识的专家群体的存在。这些专家群体受过共同的专业训练，他们构成了一个权威的资本市场的“解释共同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崛起的专业化基础，而这恰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板”。

　　我们看到，在稍早激烈的“救市”争论中，反对救市者有共同的专业背景，立论基础和观点大同小异；而“救市论”者的观点则五花八门，甚至同为“救市论”，但立论基础却迥然相反。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本土专家没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很难成为具有共同语言的“解释共同体”。

　　要根本改变中国资本市场话语权被国际投行垄断的现状，光靠炮轰“谢国忠们”远远不够。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的爆发并不是因为这些乌鸦嘴的存在，“谢国忠们”只是公鸡，不管他们叫不叫，天都会亮。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还在于提高本土专家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软起飞”的“话语权”保障，亦是中国资本市场崛起的基本要件。

　　证监会某副主席说，股市不是任何人可以炒的。我补充一句：股市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冒充专家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