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前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出“关于同意对张国芳代表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甘肃首富张国芳失去了“自由”。（7月13日《济南时报》）

　　张国芳犯了什么“事”，目前还没有权威的说法。有媒
体称，张国芳涉嫌冒充外资逃避返还巨额关税。也有消息称，张国芳极有可能与“行贿”某官员有关。但不管如何，作为非党非官的民企老板张国芳由中纪委“直接掌管”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与高官有牵连的可能性。

　　中国的富豪倒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仰融到杨斌，从赖昌星到陈凯，从“顶风扩张”的戴国芳到金融大盗国洪起，再到金融大鳄冯明昌，都堪称富甲一方，且都相继因为违法犯罪而倒下去了。从富豪们的倒台中，我们看到了国家维护经济秩序的决心，看到了维护法律尊严的信念，也看到了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果断和坚决。尽管如此，富豪倒台中一再出现的官员“陪榜”现象（如冯明昌案使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百人丢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富豪倒台的原因多为偷逃税款、骗取退税、走私贩私、违法占地、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甚至制毒贩毒，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社会上流行的民企“原罪”说。说明有些富豪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犯罪问题，有时还非常严重，且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惯性和连续性，由“原罪”变成了“现罪”，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群众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当然，“原罪”说决不能对所有的民企一概而论，不能说所有民企在掘取第一桶金时都普遍存在违法犯罪问题，但严酷的现实也说明“原罪”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可否认的。

　　其次，富豪倒台总有官员“陪榜”，个别地方甚至有众多官员被“糖衣炮弹”击中而“成片”倒下，则说明了民企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谋求了与权力资本的勾结，存在严重的权钱交易。一方面，在早期的身份歧视环境中，民企的发展需要官员的扶持和保护，需要权力或明或暗的庇护，需要获得更优惠的政策；另一方面，官员也需要民企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维持权力所需要的，也是获得更多更大权力（即升迁）所不可或缺的。在富豪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与某些腐败官员各取所需，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其中令人不解的是，被富豪牵连倒下的干部中，有的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他们长期接受党的理想和信念教育，接受为人民服务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为什么会频频成为不法富豪的俘虏，甘愿为“五斗米”折腰。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高薪可以养廉吗？或者这些党的高级干部不知道与不法富豪们进行权钱交易是违法犯罪吗？

　　我想，这些原因都决不是根本原因。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权钱交易之所以曾经盛行，主要是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双轨制”的存在，行政审批过多过滥，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权力掌握太多的社会资源，且直接掌管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这使得权力拥有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谁获得权力的青睐就意味着谁拥有了发财的机会，因此想发财的人都想尽千方百计与权力套近乎拉关系，使权力炙手可热，有了寻租的环境和条件。同时监督机制的欠缺和实际监督的无力，更多地依靠官员自律来控制权力行使，也使得官员在现实利益的巨大诱惑下丧失原则，心存侥幸，甘愿冒险进行权力寻租，就这样资本和权力轻而易举地结合起来。

　　要避免资本与权力的勾结，防止出现富豪倒台官员“陪榜”现象，必须在资本与权力之间筑起“防火墙”，这个“防火墙”不是别的，它就是让权力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场调节领域，将资源配置交由市场进行。这正是我们目前努力建设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大力削减和规范政府的审批事项，将行政许可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肩负此项重任的一部基本法律。

　　我们相信，随着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不断成熟，特别是行政许可法的全面实施，富豪倒台官员“陪榜”现象必然会大大减少或全面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