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国际投行雷曼兄弟董事总经理、亚洲债券及股票研究部总经理何华称，亚洲国家中，日本是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在过去的30至40年里，“最高的年份高储蓄率也才40%，而中国达到了46%。”

　　分析人士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银行储蓄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因为当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消费量将停止增长，而投资、储蓄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大幅增长。如果当前银行体系无法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更多的国内资本将会向其他经济体转移。

　　财富高度积聚

　　虽然近２０年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改善，但８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比城市居民慢得多。中国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为８００欧元，而农村仅为２８０欧元。用经济学家从０到１的基尼指数来衡量收入差距，中国已达到０．４５。

　　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正不断提高，2003年达到0.34，比2002年提高0.018，“十五”末期有可能会超过0.35.目前则已经超过0.45.（事实上，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已明显高于标志社会有危险的０.４的指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社会迅速产生了一批富翁。而中国高达9%以上的经济增长并没有通过大部分居民收入得以充分体现，因为不断递增的财富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百姓的，换而言之，中高收入的人收入更快地增长，而低收入的人照样没钱。

　　一般而言，收入分配常用的指标是将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中的平均收入，和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中的平均收入，将这二者相比较。我国的比例达到了十倍，而印度只有4.6，日本只有3.3，德国是4.3。

　　求解资本困局

　　与富豪们不断递增的财富增长速度相较，中国经济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已出现了明显滞后，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广大投资者缺乏除低收益的储蓄、高风险的股票等金融投资产品之间的、满足不同投资者需要的金融投资品种。

　　投融资渠道的阻塞使得大量的民间财富被迫涌入银行储蓄系统。

　　据央行公开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各项人民币存款累计增加３．７万亿元，上半年增加２．５９万亿元，一季度增加１．２３万亿元，前三季度同比多增９６２０亿元，上半年同比多增４９４８亿元，一季度同比少增２２３亿元。

　　与此同时，人民币存款的环比增速亦在逐步扩大。数据显示，最近四个月的人民币存款同比增长分别达到１７．２％、１７．６％、１８．３％和１９．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能够高效率配置金融资源、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如果说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在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随着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许多现实的金融需求在当前的银行体系中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例如，中国还缺乏一个以创业企业为对象的融资体系；中国的民营企业等经济增长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企业还缺乏稳定的融资渠道；同时，企业长期资金的需求严重地得不到满足。这些融资需求，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提供长期资金的市场---资本市场。

　　储蓄移动风险

　　中国的高储蓄率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行政干预成为银行发展的障碍，商业银行机构向经济不景气和坏帐率极高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而加大中国的金融风险。

　　巴曙松认为，从主要的金融数据看，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距表明资本的浪费或资本净流出；资本产出率不高，表明资金分配的效率有待提高。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促进资本的利用效率无疑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周二（18日）晚间“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做主旨发言时强调，要正视全球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周小川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但是储蓄的钱需要有更好的投资和利用渠道，否则将流动到其他国家，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资金。

　　他表示，国际财经界的领导都对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储蓄，进而影响资本市场表示关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年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行长会议上就提醒，当今的全球化不单是贸易、服务的全球化，各国的储蓄也有向他国移动的可能。

　　周小川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还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微观机制进行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我们这几天同美国同行讨论时也达成共识，一方面需要建立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强有力的监管。”

　　他还表示，将来的市场建设，要在雏形阶段就确保达到国际标准，正确设计，这样才能使今后能有“自我发展动力，能够自律，能够自我创新”。（ 汪洋/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