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7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首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制度以来，首钢股份成为国内首家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虽然随后的日子里，战略投资者演化成了侵占掠夺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占掠投机者”，但那些总股本在4亿股以上的公司在IPO时始终忘不了给战略投资者一个位置，甚至总股本没达到4亿股的公司，在IPO时也出现了战略投资者的身影。

    这种做法近期出现了变化。如最近发行的建设银行，在发行方式上除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外，并未出现战略投资者的身影。这在以往发行近90亿股规模的情况下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此之前发行的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同样也没有战略投资者出现。

    之所以没有战略投资者在这些公司的IPO中出现，据报道是因为“A股市场战略投资者已经暂时被停止”，而且“这一暂停监管层并没有下发文件，而是以窗口指导的形式施加影响的”。之所以暂时不允许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时引入战略投资者，主要因为战略投资者制度已经异化，并成为了市场寻租的温床。

    证监会当初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大盘股顺利发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市场。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大盘股发行困难的问题不再存在，也不存在稳定市场的问题。战略投资者的使命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由于新股不败的神话，战略投资者所拿的筹码，在二级市场上稳赚不亏，以至寻租现象越来越普遍，与上市公司根本不构成“战略关系”的战略投资者越来越多。战略投资者失去了其原来的面目，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占掠投机者”。证监会叫停战略投资者之举实在大快人心。

    但问题是，在中国股市里，类似于战略投资者这种利益输送或变相利益输送、利益寻租现象，以至原有的制度被异化的，又何止于战略投资者呢？在管理层叫停了战略投资者之后，那些类似于战略投资者的现象，是不是也该叫停呢？

    与战略投资者最为相似的，要数目前定向增发中的“特定对象”了。由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价格大大低于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参与定向增发的机构投资者往往稳赚不赔，因此，参与定向增发，实际上就成为了某些机构的一种特权。定向增发成了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形式。如近日完成定向增发的中国船舶，其定向增发价格仅为30元/股，而定向增发之时，该公司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已接近每股250元，是增发价格的8倍之多，参与中国船舶增发的特定对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食利者。

    又如新股发行过程中的询价机构，同样是一支阵容庞大的食利阶层。引入询价机构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发行价格。而且为了增加询价机构的责任感，证监会还规定询价机构可在网下配售不超过发行份额20%的股份（发行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配售数量不超过发行总量的50%）。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同样发生了异化，不仅询价机构难以询出一个合理的发行价格，而且网下配售份额完全成了一种向询价机构的利益输送，以至网下配售成为中国股市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证据。

    中国股市中各种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很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情所在多有，要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也不能长拖不决。在叫停战略投资者之后，投资者希望管理层能够更加有所作为，叫停下一个、下下一个股市里的“占掠投机者”。(皮海洲/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