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胡赳赳
和512地震，你有新的感触与评价吗？陈丹青：过去三十年，我们的集体感受可能是“苦尽甘来”，去年一年，则可能是“乐极生悲”。我辈与上几辈，要么经历连年战乱，要么领教政治运动，遭遇去年的天灾人祸，至少我，并不惊讶错愕。倒是几位70后80后青年认真告诉我：他们因此成长了，因为得知人类真的有灾难，真的会在几分钟里，许多性命没有了。《新周刊》：事实上，人们都在探讨挽救经济危机的良方，于此，你有何建议？陈丹青：我一点拿不出建议。战争爆发，军人昂然，经济不妙，商人警醒。我能做的是随时准备勒紧裤带，一个月分29斤粮票、四两油、半斤猪肉，一年吃一回鸡：这是我辈幼年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全部肠胃记忆，此外，穷日子的细节还很多，恕不一一细数，总之——但愿我在胡说——以我目前的年龄和体力，大约还能扛得住吧，真到这一步，你扛不住也得扛啊。《新周刊》：你近期去过一趟土耳其，面对不同文明的浸染，有何感悟？陈丹青：国穷民富。和谐社会。每天五次拜神，由一位清真寺长老领头，在高音喇叭诵唱经文，寺中的人统统脱了鞋子，趴下，匍匐，叩头。《新周刊》：艺术在这种际会下能起到什么功用？陈丹青：不知道。我听说最近美国开始大幅削减人文艺术领域的种种经费，不少美术馆、基金会和文艺机构，开始裁员或关闭。中国的情形总是两样的，经济危机在人文艺术领域还没有真正显现。我个人，画一幅画，或十幅画，或什么也不画，对经济危机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吧。以我的经验，困顿的日子，艺术可亲，你真爱艺术，艺术也会爱你。既可同富贵，又可共患难，以我所知，是艺术。《新周刊》：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一代人（随之出生、成长与失业等）该怎么办？陈丹青：不同身份阶层的人，办法不一。农民工、小企业老板
陈丹青艺术家。在纽约旅居18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后辞职。国内最知名的知道分子之一，著有《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纽约琐记》等，还通过博客、各种公开活动发表看法。
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
、没有靠山的人，会有许多麻烦。弱势群体、贫穷线以下的人，则没有经济危机时，也是天天挣扎受苦，被人欺，没人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将开始人生一课，就业是教育，失业也是教育，其中庄敬自强的人，未来会成熟，会有出息——中国遭罪的历史和经验太多了，我相信中国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度过种种难关。但不论好消息坏消息，我不会相信官方的数字和报道，我会用自己的眼睛看。《新周刊》：您在与经济学家、老板的交流中，又发现了什么？陈丹青：我不认识经济学家，网络上一天到晚会有经济专家的高谈，凡我能读懂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也好像没道理——我猜别人看美术界的各种宏论，大概也这么无所适从、将信将疑吧——中高层老板见过几回，没一位乐观，也没一位慌神，照样谈笑吃喝。我的交游极有限，说来不足为凭，目下似乎看不出大动静。这样子全球惶然的经济危机，你们居然找我这类外行闲扯，可能经济危机还没在中国动真格吧。
《新周刊》：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你看到了什么？
陈丹青：大规模的发昏，暂告中止。
陈丹青：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采访胡赳赳陈丹青艺术家。在纽约旅居18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后辞职。国内最知名的知道分子之一，著有《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纽约琐记》等，还通过博客、各种公开活动发表看法。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 《新周刊》：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你看到了什么？陈丹青：大规模的发昏，暂告中止。《新周刊》：如果把经济危机当作一堂教育课，你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到什么？陈丹青：放老实点。 《新周刊》：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人们也因经济危机而讨论得比较多（如“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但愿成功。过去三十年，中国给资本主义部分招法救了一救，脱贫了，暴富了，也想救救人家，好啊，好啊！我们有幸看看怎样救法，救不救得起——我辈从小就被告知长大了要去解放全人类呢，这一天大概快要到来了！《新周刊》：在你看来，经济危机和全球化、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陈丹青：“全球化”大约就是方便大家做生意；“消费主义”大约就是快花钱吧，寅吃卯粮；“经济危机”和这些把戏有什么关系？大概就是因果关系吧——是这样吗？我不懂经济，说不清。《新周刊》：如何期待在坏经济的大背景下，人心变好？陈丹青：我相信孟德斯鸠的话：“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我生长在贫穷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年代，人心的好与不好，和今天不一样。《新周刊》：回头来看2008的事件，如发生的奥运会
《新周刊》：如果把经济危机当作一堂教育课，你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到什么？
陈丹青：放老实点。
《新周刊》：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人们也因经济危机而讨论得比较多（如“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没有靠山的人，会有许多麻烦。弱势群体、贫穷线以下的人，则没有经济危机时，也是天天挣扎受苦，被人欺，没人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将开始人生一课，就业是教育，失业也是教育，其中庄敬自强的人，未来会成熟，会有出息——中国遭罪的历史和经验太多了，我相信中国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度过种种难关。但不论好消息坏消息，我不会相信官方的数字和报道，我会用自己的眼睛看。《新周刊》：您在与经济学家、老板的交流中，又发现了什么？陈丹青：我不认识经济学家，网络上一天到晚会有经济专家的高谈，凡我能读懂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也好像没道理——我猜别人看美术界的各种宏论，大概也这么无所适从、将信将疑吧——中高层老板见过几回，没一位乐观，也没一位慌神，照样谈笑吃喝。我的交游极有限，说来不足为凭，目下似乎看不出大动静。这样子全球惶然的经济危机，你们居然找我这类外行闲扯，可能经济危机还没在中国动真格吧。
陈丹青：“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但愿成功。过去三十年，中国给资本主义部分招法救了一救，脱贫了，暴富了，也想救救人家，好啊，好啊！我们有幸看看怎样救法，救不救得起——我辈从小就被告知长大了要去解放全人类呢，这一天大概快要到来了！
《新周刊》：在你看来，经济危机和全球化、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陈丹青：“全球化”大约就是方便大家做生意；“消费主义”大约就是快花钱吧，寅吃卯粮；“经济危机”和这些把戏有什么关系？大概就是因果关系吧——是这样吗？我不懂经济，说不清。
《新周刊》：如何期待在坏经济的大背景下，人心变好？
陈丹青：我相信孟德斯鸠的话：“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我生长在贫穷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年代，人心的好与不好，和今天不一样。
《新周刊》：回头来看2008的事件，如发生的奥运会和512地震，你有新的感触与评价吗？、没有靠山的人，会有许多麻烦。弱势群体、贫穷线以下的人，则没有经济危机时，也是天天挣扎受苦，被人欺，没人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将开始人生一课，就业是教育，失业也是教育，其中庄敬自强的人，未来会成熟，会有出息——中国遭罪的历史和经验太多了，我相信中国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度过种种难关。但不论好消息坏消息，我不会相信官方的数字和报道，我会用自己的眼睛看。《新周刊》：您在与经济学家、老板的交流中，又发现了什么？陈丹青：我不认识经济学家，网络上一天到晚会有经济专家的高谈，凡我能读懂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也好像没道理——我猜别人看美术界的各种宏论，大概也这么无所适从、将信将疑吧——中高层老板见过几回，没一位乐观，也没一位慌神，照样谈笑吃喝。我的交游极有限，说来不足为凭，目下似乎看不出大动静。这样子全球惶然的经济危机，你们居然找我这类外行闲扯，可能经济危机还没在中国动真格吧。
陈丹青：过去三十年，我们的集体感受可能是“苦尽甘来”，去年一年，则可能是“乐极生悲”。我辈与上几辈，要么经历连年战乱，要么领教政治运动，遭遇去年的天灾人祸，至少我，并不惊讶错愕。倒是几位70后80后青年认真告诉我：他们因此成长了，因为得知人类真的有灾难，真的会在几分钟里，许多性命没有了。
《新周刊》：事实上，人们都在探讨挽救经济危机的良方，于此，你有何建议？
陈丹青：我一点拿不出建议。战争爆发，军人昂然，经济不妙，商人警醒。我能做的是随时准备勒紧裤带，一个月分29斤粮票、四两油、半斤猪肉，一年吃一回鸡：这是我辈幼年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全部肠胃记忆，此外，穷日子的细节还很多，恕不一一细数，总之——但愿我在胡说——以我目前的年龄和体力，大约还能扛得住吧，真到这一步，你扛不住也得扛啊。
陈丹青：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采访胡赳赳陈丹青艺术家。在纽约旅居18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后辞职。国内最知名的知道分子之一，著有《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纽约琐记》等，还通过博客、各种公开活动发表看法。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 《新周刊》：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你看到了什么？陈丹青：大规模的发昏，暂告中止。《新周刊》：如果把经济危机当作一堂教育课，你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到什么？陈丹青：放老实点。 《新周刊》：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人们也因经济危机而讨论得比较多（如“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但愿成功。过去三十年，中国给资本主义部分招法救了一救，脱贫了，暴富了，也想救救人家，好啊，好啊！我们有幸看看怎样救法，救不救得起——我辈从小就被告知长大了要去解放全人类呢，这一天大概快要到来了！《新周刊》：在你看来，经济危机和全球化、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陈丹青：“全球化”大约就是方便大家做生意；“消费主义”大约就是快花钱吧，寅吃卯粮；“经济危机”和这些把戏有什么关系？大概就是因果关系吧——是这样吗？我不懂经济，说不清。《新周刊》：如何期待在坏经济的大背景下，人心变好？陈丹青：我相信孟德斯鸠的话：“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我生长在贫穷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年代，人心的好与不好，和今天不一样。《新周刊》：回头来看2008的事件，如发生的奥运会
《新周刊》：你近期去过一趟土耳其，面对不同文明的浸染，有何感悟？
陈丹青：国穷民富。和谐社会。每天五次拜神，由一位清真寺长老领头，在高音喇叭诵唱经文，寺中的人统统脱了鞋子，趴下，匍匐，叩头。
《新周刊》：艺术在这种际会下能起到什么功用？
陈丹青：不知道。我听说最近美国开始大幅削减人文艺术领域的种种经费，不少美术馆、基金会和文艺机构，开始裁员或关闭。中国的情形总是两样的，经济危机在人文艺术领域还没有真正显现。我个人，画一幅画，或十幅画，或什么也不画，对经济危机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吧。以我的经验，困顿的日子，艺术可亲，你真爱艺术，艺术也会爱你。既可同富贵，又可共患难，以我所知，是艺术。
《新周刊》：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一代人（随之出生、成长与失业等）该怎么办？
陈丹青：不同身份阶层的人，办法不一。农民工、小企业老板、没有靠山的人，会有许多麻烦。弱势群体、贫穷线以下的人，则没有经济危机时，也是天天挣扎受苦，被人欺，没人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将开始人生一课，就业是教育，失业也是教育，其中庄敬自强的人，未来会成熟，会有出息——中国遭罪的历史和经验太多了，我相信中国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度过种种难关。但不论好消息坏消息，我不会相信官方的数字和报道，我会用自己的眼睛看。
《新周刊》：您在与经济学家、老板的交流中，又发现了什么？
陈丹青：我不认识经济学家，网络上一天到晚会有经济专家的高谈，凡我能读懂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也好像没道理——我猜别人看美术界的各种宏论，大概也这么无所适从、将信将疑吧——中高层老板见过几回，没一位乐观，也没一位慌神，照样谈笑吃喝。我的交游极有限，说来不足为凭，目下似乎看不出大动静。这样子全球惶然的经济危机，你们居然找我这类外行闲扯，可能经济危机还没在中国动真格吧。
引自：http://q.hexun.com/65154/discussion.aspx?aid=713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