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既然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问题在美国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存在同样问题的其他国家又面临何种潜在风险

　　梅新育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从纽约祖科蒂公园一隅蔓延到了全美1083个城镇，并有进一步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势。其声势之浩大，以至于已有不少人称之为“华尔街革命”。各界公认，这场运动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收入分配格局不公宿疾凸显，民怨因此针对华尔街这个美国金钱权势的象征而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问题得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追根溯源，1980年代以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号召的“里根-撒切尔革命”难辞其咎。“里根-撒切尔革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某些积弊，但正是这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扭转了“二战”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程度缓解的趋势，美国的财富分配失衡年复一年加剧。

　　时至今日，最上层5%的美国人占有了全国72%的财富；而且官商合体的权势集团继续巩固，一届任期未满的奥巴马政府已有328名官员通过官商“旋转门”进入商界赚取高额收入，去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从事政治游说活动。

　　假如说在经济景气的和平时期大众还可以用“机会平等”的说法自慰的话，那么，在今天失业和贫困问题严重恶化、与财富高度集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况下，眼见华尔街权势集团一手制造了次贷危机却不用为之承担责任，反而可以借“反危机”之机进一步大发横财，美国大众不能不发出怒吼。

　　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由于“里根-撒切尔革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恶化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已经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年至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表明198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

　　论社会福利状况，《2010人类发展报告》列举了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一系列减速和倒退：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

　　健康领域的进步自1990年以来开始减缓。20世纪70至90年代间，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平均寿命仅仅提高了4年。从1990年代起，女性成人死亡率降低了23%，男性降低了6%，远远低于前20年的27%和26%，婴儿死亡率下降速度也开始减缓。这一总体进程减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个国家(占世界人口6%)预期寿命在过去20年里大幅度下降而造成的，其中有9个国家的预期寿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水平，除了6个非洲国家外，另3个是前苏联国家，其中，俄罗斯联邦男性预期寿命在1989年至1994年间锐减7年之多。

　　即使中国这个3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被公认的优等生，在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表现不太好。197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名列第一，但在改善教育与健康方面，却在135个国家中排名第79。更糟糕的是，在135个国家中，仅有10个国家现在毛入学率低于1970年代水平，而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占据全球经济政治军事霸权地位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能够向别国转嫁风险和调整负担。既然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问题在美国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存在同样问题的其他国家又面临何种潜在风险？这，才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问题！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