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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入世中国恰如少年成长

    2004-01-14 08:02



        

        行走在入世第三年路上的中国,仍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一方面他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塑造个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自己纳入一个并不熟悉也没有太多历史传承的规则之中。他的成长充满了与周围环境的交流、互动乃至摩擦,他要以鲜明的个性在既有的规则中游刃有余,则必须卧薪尝胆,甚至削足适履。成长是艰辛的,也因之外界的善意和理解对他弥足珍贵。就在记者为采写此文而大量查阅入世资料时,中国政府开始发布2004年的关税减让计划:关税总水平将从上一年的11%降至10.4%。

        而手边的《入世承诺表》显示,2004年中国的关税减让承诺是10.6%,上一年则为11.5%。

        也就是说,在关税减让方面,中国已连续两年提前兑现承诺,即便是让人忧心忡忡的农产品进口,这两年的平均关税也同样低于承诺0.6和0.2个百分点。

        如果说关税在当前已很难起到贸易保护的作用,那么,旅游业、租赁业对外商独资企业的提前开放,银监会对外资参股准入的大刀阔斧,又将作何解释?

        提前履诺,对于筋骨并不那么强健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入世两年,隐没在羊皮之下的“狼群”

        先不忙回答问题,且看看入世这两年我国的情况。

        在一般人的感觉中,入世前“狼来了”的盛世危言似乎不少落了空。比如汽车业,入世前普遍预测进口车将随着关税降低冲击国产车市场。而事实上,进口车既没激增也没落价,倒是国产车自己后院起了火,价格战打得不亦乐乎。

        还有农产品,入世第一年,农产品进口不增反降,让原本忧心忡忡的人们大跌眼镜;第二年进口确实不少,增幅超过50%,但一年下来仍是顺差“喜人”,中国农产品出口还将创记录地突破200亿美元。

        在最揪心的两个产业都没见到“狼”,人们开始怀疑此前对入世的说法是否危言耸听。

        面对普遍的疑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一语释惑,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也即你是否把入世对于经济的作用,与经济周期自身的作用相区别。

        比如农产品进口,其不仅受关税和配额降低的影响,还受整个世界农产品市场供给形势的左右,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强。尽管我国这两年农产品关税降幅不小,但世界粮食连续减产,国际粮价居高不下,这样的背景下,纵使国内有进口冲动,也会被价格因素抵消。但即便如此,仔细分析数据,我们还是能看到“狼来了”的痕迹。比如2003年的农产品进出口增幅,出口增长17%,进口则高达56.1%,是出口增幅的3倍。这样的一个比例,如果赶上国际农产品市场丰收,价格适中,国内农业能不受冲击?所以赵晋平说评价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能只看顺差,而要看顺差增幅与贸易总量增幅之比,也即贸易竞争力指数。顺差增幅若小于贸易总量增幅,就说明竞争力的弱化。我国近几年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就属于这种情况。

        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进口车激增冲击国内车市的情况,原因有二:一是赵晋平所言的此前国内汽车业由于过渡保护存在超额利润,近两年的价格降低、新品频出,正是入世关税减让对国产车刺激的结果,可以称之为超额利润释放期,一旦其利润率低到与新关税下进口车利润相仿的程度,国产车与进口车的较量也就开始了;第二个原因则与目前我国轿车配额的分配有关。由于逐年递增的配额被大量分配给汽车关键部件和成套散件进口,由此造成了进口车的减少及国内组装车(KD)的盛行。而这种对车市影响巨大的配额限制,根据入世承诺2004年底就将取消。何况,目前国内红红火火的国产车市场,说到底还是国外几大汽车巨头的较量。美其名曰的国产车,很多都是进口成套散件组装而成的,有的甚至只是装个轮子喷喷漆就出厂,对国内汽车产业带动非常有限。

        一方面是沉浸在KD速成兴奋中不断迫近利润临界点的国内汽车业;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关税降低、配额取消而即将拨云见日的进口车窥伺,你能说狼没来吗?

        还有金融业。有人用“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形容金融业改革。其改革的重要性和滞后状况皆有目共睹。而就是这样一个竞争力较差的产业,面临的却是2006年允许外资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本币服务的承诺。而两年前,仅仅是限制区域和币种的一个外资银行试点,就曾引发南京爱立信倒戈以至轰动全国;今年不断挑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热钱游资,更让我们脆弱的金融监管难以安之若素。所以,有人说“不是狼没来,而是它隐没在了各色的羊皮之下”。

        而这各色“羊皮”,既包括自身经济周期的反向抵消、过渡期的遮闭保护,同时也不乏产业虚旺背后的短视和不思进取。

        2004,这一年时不我待

        从入世时间表看,我国绝大部分行业将在5年内完成所有关税及非关税减让过渡,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在2004年底结束过渡期。所以,自2001年12月11日算起,入世第三年的2004年,成为我国入世“后过渡期”的开端。此后1-2年,我国大部分行业都将完成过渡期保护,最长的过渡期也将在3年后完成。记得刚刚入世时,专家们便预言2~3年后,入世冲击将明显显现,中国诸多产业将面临艰难时势。而当时所言的2~3年后,就是我们今天的2004年。

        这也是我们采写此组报道的初衷。

        记者就此详细查看了我国入世时间表,发现大多数对我国目前经济非常敏感的行业、领域和产品的关键变化,都与2004年关系密切。

        比如对我国进口小汽车价格起决定作用的配额管理,到2004年底将被取消。也就是说,2005年以后进口小汽车将不受配额限制。要知道,入世两年来我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进口车蜂拥而入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国每年根据承诺递增的15%进口配额,被大部分分配给了成套散件和关键零部件进口,也由此导致了国内KD盛行和进口车价格居高不下。这种背景下,配额一旦取消,目前的进口车与国产车的市场格局必将充满变数。而我们的汽车企业用于调整的时间只剩下了这一年。

        还有外贸经营权。中国承诺在2004年以后取消外贸权审批制,这意味着从2005年起,在中国的所有企业将拥有所有产品的进出口权(国家专营产品的除外);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亟待完善外贸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国家来说,用于调整的时间也只剩下最后一年。农产品和服务业是我国的软穴,对于这两大部分而言,2004年也至为关键。农产品中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大部分产品,包括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羊毛等,关税配额的实施期都将在2004年底结束;而隶属服务贸易的电信、保险、证券和分销零售业,这一年也将面临大的变动:从今年开始,外资进入我国增值电信和寻呼业将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比例不超过50%;保险业在允许设立独资非寿险公司的基础上,今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证券业将对外资开放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允许承销股票和债券;分销及零售业则将在今年内取消对外资的地域、股权和数量限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关乎我国经济命脉的众多产业来说,2004年确实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很多重要的产业和领域将在这一年开放,很多2005年到期的承诺将只剩下这一年厉兵秣马,作为后过渡期的开端,2004年既要大面积敞开胸襟,迎接挑战;又要集蓄气力,以待来年发威。这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有关部门和行业必须枕戈待旦的一年。

        政府,政府!

        入世第三年,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政府身上。即便是关注产业,也大多集中在产业结构和政策上,说到底还是政府问题,原因何在?马宇说企业不需要特别关注,特别是那些建之于市场基础上的企业,其本身对市场变化十分敏感,WTO带来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马上就会反应到企业的生产营销上。

        倒是这一过程中的政府,能不能根据市场变化,企业变化,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谐,成为堪忧的问题。

        还以汽车业为例。加入世贸后,由于关税及配额的变化,KD成为国内汽车厂家最快的赚钱方式,众厂家大肆KD,乃资本的逐利性使然,对于每一厂家来说既理性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视野放至全国,微观的理性就成了宏观的非理性,政府这时候如果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进行科学调控,结果很可能是贻误中国汽车业发展宝贵的过渡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业内人士对新的汽车业产业政策千呼万唤的原因所在。

        赵晋平将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概括为两点:一是创造一个健康良性的竞争环境;二是通过行政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维护这一环境。

        在赵晋平看来,这两年我国在政府职能调整、法律法规的清理上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成效,但与入世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其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还没有彻底解决政府自身定位问题,政企关系或远或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距离;二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一遇棘手问题便不自觉地采取行政命令式做法,比如在出口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政府还会为扩大出口层层下指标;三是中央和地方存在政令不统一问题。中央根据入世的要求和承诺制定的政策,囿于观念和地方部门利益限制,在地方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入世第三年是承上启下关键的一年,市场开放将触及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深层,比如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外贸经营权全部放开、小汽车配额取消等等,如果政府不能在这最后一年的准备期深入调研,做好开放后应对各种可能出现情况的准备,开放的好处将会缩水,而风险必将成倍放大。

        入世中国,恰如一个成长中的少年

        温故知新,第三年开局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国际社会和中国自己对入世两周年的评估。

        尽管我国于2003年底顺利通过了入世第二年的年度审议,相关各国也对中国的履约努力进行了积极评价,但在入世两周年前后,我们还是听到了来自欧美商界的不同声音,媒体将之概括为“欧盟对华温和,美国苛刻以求”。

        欧盟的“中国欧盟商会”在肯定中国履诺努力的同时,也指出中国目前仍存在行政手续繁杂、中央和地方在法规执行方面缺乏一致性、法律法规仍存在欠缺、国民待遇和知识产权保护执行不力等问题;来自美国商界的声音则相对苛刻,除不满服务贸易的开放步伐外,“美中经审会”主席还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认为中国由于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而严重冲击了美国制造业,从而造成巨额贸易逆差。应该说上述批评有些是客观的,比如欧盟关于法律及执行方面的一些意见,中国有关部门甚至在9月份接到欧盟商会的建议书后,便立即着手对其中涉及的法律条文进行了修改。

        对此赵晋平评价说,中国在入世第二年面临庞杂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其中难免有低于外商预期,或是清理之后受观念和体制影响难以立即有效实施的情况,对于上述中肯意见,我们应该认真听取和虚心接受。而对于美国关于中国汇率及冲击其制造业的说法。业内人士则更愿意将其视为美国不愿正视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的托辞。在国际分工中,美国主要是输出技术和资本,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本国缺乏制造业比较优势,“除非美国彻底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否则制造业流失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因为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逆差,并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

        与此同时,在商务部研究院马宇看来,欧美对中国入世第二年的不同态度,也与其各自不同的利益点相关。美国是输出金融、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的大国,而过渡期内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开放相对谨慎,因而开放步伐低于美国的预期;而欧盟对我国的一般制成品较为关注,入世两年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口增多了,带给了他们有实质的利益,评估分数自然就会高一些。中国自己对入世第二年履约情况的评价是“认真负责”四个字,这由中国近年来清理了2300多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可见一斑。但新的规则从建立到有效施行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其间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立法者的视野和市场经验是否足够开阔和丰富?执法者的观念是否已经成功转轨?相关体制机制变没变?已经变革的机制是否有足够的润滑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否给新规则的确立提供了相应的软硬环境?等等,都成为我国兑现入世承诺中的重要关隘。

        问题相对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最好的例子。这两年我国在这方面清理了不少法律法规,仅200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废止了1个局长令、18个公告和7个规范性文件,有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也令人刮目,而侵权行为仍大量存在,而且手段更为隐蔽。这一方面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知识产权价格与我国现阶段消费者购买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还与我国建设法制社会的进程有关,而所有这些,都很难寄望于旦夕之间一蹴而就。行走在入世第三年路上的中国,仍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塑造个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自己纳入一个并不熟悉也没有太多历史传承的规则之中,他的成长充满了与周围环境的交流、互动乃至摩擦,他要以鲜明的个性在既有的规则中游刃有余,必须卧薪尝胆,甚至削足适履。成长是艰辛的,也因之,外界的善意和理解对他弥足珍贵。

      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开放

        但对这个少年来说,他必须始终行走在力求完善的路上,而不因一些蝇头小利畏缩不前——经历入世的中国,亦如是。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开篇提及的“提前履诺”问题,答案似已若隐若现。

        赵晋平说,我们该常想一想,中国为什么要入世。

        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带来的市场开放是一方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你的商品和资本在自如出入别国市场的同时,就一定也要对别国敞开怀抱——没有不包含义务的权利。

        但如果我们只将目光盯死在各自开放国门的尺寸上,斤斤计较于你对我顺差多少,我是不是应该把承诺推迟到最后一分钟兑现之类的问题上,我们的襟怀、视野就会被大大局限,陷于琐碎被动乃至蝇营狗苟。

        经济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博大的。因其现实,我们才艰难谈判15年,更因其博大,我们在15年艰辛之后,才更需时时自省:除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之外,我们还期望从WTO中获得什么?

        站在家里的阳台上,我看到比两年前更高的城市建筑群,长安街上灯如昼,车如织;回到小区,我会为找一个停车位费尽踌躇,而这在两年前不可想象;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国际化,嘴里讲着流利的英文,身体在世界各地飞;一个朋友看了本“奶酪”后外出创业,居然就成绩斐然,然后欣喜地向你讲述这两年超过他预料的创业环境和政策变化……而所有这一切,会不会让你想到WTO?

        赵晋平说,入世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其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从而生发出一个更健康、良性,与世界能够更好沟通和衔接的发展环境和机制。

        马宇说,开放不是被逼出来的,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入世是这种需要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没有必要围着时间表转,如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开放的步伐完全当然可以加快。让开放服务于发展,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开放——或许这,就是对开篇“中国为何提前履诺”最准确的回答。(潘 燕  袁 元/了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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