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基金法三审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10月这一提法也只是一种可能，具体还要等到届时开会当月的中旬才能确定。”一位参与基金法立法工作的权威人士8月5日告诉记者。

　　基金专家王连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审草案还存在一些需要讨论和斟酌的地方，如果存在的问题得到适当和顺利解决，年内基金法出台有可能，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他强调，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在二审草案中已经回避了，诸如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界定问题、公司型基金问题和向特定对象募集基金问题等，这可能有利于基金法的顺利出台。但正因如此，该法作为证券投资基金业基本法的意义和作用也未免不有所折扣。希望该法能够解决多少现存问题也并不实际，期望值不宜太高。

　　王连洲认为，此次二审草案中回避了该法调整对象的“定义”，但属于同一类属和性质的活动和行为，比如公募的“资金”信托问题，怎么办？似乎只能使用另外的法律去规范了；二审稿提高了基金公司设立的门槛。其中增加了设立基金公司出资人注册资金要3亿元人民币和无不良记录等规定。注册资金量大的可能显示其经济实力，但也不尽然，这种情况太多了。即使其资产规模庞大的出资人，也并不说明它出资设立的基金公司素质高，能为投资者赢得好的收益，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王连洲表示，最重要的是完善基金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监控机制，注重基金公司经营团队的整体素质和职业道德。要强调经营班子的独立性。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防止大股东的控制；二是防止内部人控制。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应当严格，注重基金管理人的学识、工作经验、业绩以及有无违法记录等等。

　　王连洲建议，为了使受到侵害的投资者能够切实得到民事赔偿，不妨可以设想设立违法民事赔偿准备金，用以赔偿基金公司因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王连洲表示，抬高设立基金公司的资本门槛，缩小基金管理人的范围，可能会造成基金市场的垄断，不利于激活市场，不利于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

　　王连洲说，开放式基金能否进行短期融资是二审形成的新热点。这一问题争议较多，比如用基金名义还是基金管理人名义向银行借款、借款由谁归还等等，不少人提出质疑。不能融资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基金公司因巨额赎回卖掉股票换取资金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传递了本属市场的信号，如果向银行借款，实际上掩盖了市场的真实信号，而传递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但对市场的影响终归要发生，只不过滞后了。

　　他认为，开放式基金的融资权不宜剥夺，这是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信托资产的一个措施，但借款的用途、期限和比例等方面要严格限制。

　　去年8月，《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今年6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基金法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月举行一次。（记者 赵杰 实习生 周玉波/国际金融报）